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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四下瞅望，试图建立联系，到处探测。
当终于从外层空间传来第一句话时，我们很可能已经习惯于这一思想了，我们已经
能提供关于这里或外星生命起源的相当不错的解释了。如果一个湿润的行星上有了甲烷、
甲醛、氨和一些有用的矿物质，每样都有足够的量，在适当温度下受到雷电轰击和紫外
线的照射后，几乎任何地方都会生出生命。未解决的难题，就是怎样让那些聚合物组成
膜，发明出复制繁衍的方法。剩下的事就畅通无阻了。假如它们遵循我们的法规行事，
那么，首先会有厌氧生物，然后再有光合作用，呼出最初的氧气，然后有呼吸生物，变
种迅速增多，后来是新种形成，最后有了某种意识。这些讲起来很容易。
第一次发现别处有生命的迹象，我们虽感惊讶但还较易接受。但是我担心，当我们
从这最初的惊讶恢复过来、点头问好、微笑之后，我们恐怕就要震惊了。相对来说，我
们一直独善其身，独一无二了这么多年，因此很难面对这样的想法；我们周围那无限大
的、转动的、钟表一样的宇宙，它本身就是活的，只要条件适合，便能随时产生生命。
毫无疑问，我们会照既有生命的样式去进行联系，飘放出我们的细丝，伸长我们的菌毛，
以此作出反应，但到头来我们不免会觉得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渺小，小到象一单个细胞。
不过也会感觉到相当新鲜的连续性，这还要人去慢慢适应。
不过，直接的问题，还是一个实际得多的现实问题，CETI的与会者想必正为这个睡
不好觉。不妨设想，在遥远空间的某个地方确有有感觉的生命，并且，我们能成功地跟
它取得联系。那么，究竟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如果它离我们有一百或更多光年——看来
很可能是这样，我们的谈话就要有一些很长的停顿。仅仅是我们开始谈话的那些寒喧—
—从这头的“喂，听见了吗？”到传来那头的“听见了，你好？”这就得至少两百年。
到我们找到受话人时，我们也许已经忘了要说什么了。
我们可以碰碰运气，把宝押在我们技术的正确性上，而只是发出关于我们自己的消
息，象发一封印制的圣诞信一样。但我们得仔细选定要说的项目，那些事必须在我们心
目中有长久不变的意义，不管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它都必须在二百年后还对我们有意义，
而且必须仍然显得重要。否则，谈话会让有关的人都觉得啼笑皆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二百年后，思路很容易断。
如果技术条件允许，最初能作的最保险的事，是发出音乐。要对空间其他生命解释
我们是什么样子，这种语言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它最少模糊性。我要投票选巴赫，
将巴赫的全部乐曲源源不断地播向太空，一遍又一遍。当然，我们那会是自吹自擂。但
对这样的新相识，一开头摆出尽可能好的面孔，当然是情有可原的，更加严峻的事实可
在以后讲。说句公道话，比起我们可能发送的其他东西，比如《时代》周刊，或联合国
的历史，或总统演说等，音乐更能清晰地显示我们的真实面貌。我们当然可以发出我们
的科学，但是，不妨想一想，两百年后那头的礼貌的评语传到我们这儿，会使我们多么
惊讶。我们能提供的在今天看来是最热门的任何项目，到那时一定会过时，会变得无关
紧要，甚或是滑稽可笑的。我想，还是应该发送音乐。
也许，如果技术可以适应，我们应该发出一些绘画。可以用塞尚表现一个苹果实际
上是一半果子一半泥土的那些绘画。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绘画更好地向外星人描画这
块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我们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呢？作出选择是很难的。每个人都希望先问他自己的特殊
问题。你们那里最小的粒子是什么？你们曾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吗？你们也感冒吗？
你们有没有比光快的东西？你们总是讲真话吗？你们哭吗？这样的问题单没完没了。
也许，我们应该等一会儿，直到我们拿准了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然后再坐下来商
讨细节问题。毕竟，主要的问题将会是开头语：喂，听见了吗？如果回答会是：听见了，
你好？那我们也许想在那儿停一停，考虑这问题，多花点时间想一想。
尽管我们在理解生物学某些深奥方面比祖先前进了很远，但对于死亡，我们仍然象
我们的祖先一样采取十分复杂的、逃避的态度：我们象他们一样厌恶谈论个人的死亡，
也同样不愿想到个人的死亡。那是不雅的事，就象旧时对男女混杂的人群谈论性病或堕
胎一样。大规模的死亡倒没有以同样的特殊方式让我们不安：我们可以团团围坐在晚餐
的桌边谈论战争，其中有六千万生命一朝灰飞烟灭。谈起这个，我们就象谈论坏天气一
样。我们可以天天在电影和电视上观看突然的血淋淋的死亡，并且是色彩鲜活的景象，
而用不着去忍住一滴眼泪。只是当死亡的数目很小、又发生在近处的时候，我们才开始
焦躁不安地苦思苦想。问题的核心，乃是人们自身赤裸的、冷酷的死亡。这是自然界一
切现实之中我们最有绝对把握的现实，而它却是说不得、想不得的。也许，我们比我们
的前辈更不愿意面对这一现实，因为我们心中希望这事会离开我们。为了掩盖这种想法，
我们愿意认为，我们有这么多似乎能驾驭自然的令人惊叹的方法，只要在今后，比如明
年，变得更精明些，我们也许就会避开这一核心问题。
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Sir，1605－1682，英）说道：“活着这一长期的习
惯使我们不愿死亡。”现下，这习惯成了一种瘾：我们执迷于活着；它牢牢抓住我们，
我们牢牢抓住它，这中间的纽带越长越坚韧。我们不能考虑戒除这一习惯，甚至当活着
已失去原来的热情，甚至连对热情都失去热情之后，也不想戒除它。
为了免除死亡，我们在技术能力方面已经走了遥远的路程，可以想象，我们也许能
把死亡延迟更长的时间，或许能使寿命比得上俄国的阿布哈兹人。据说，那些人能延年
益寿，身心旺盛地活过一个半世纪。假如我们能够摆脱某些慢性的、使人衰老的疾病，
以及癌症、中风和各种冠心病，我们就会长寿。这话听起来很吸引人，也合乎情理，但
一点也靠不住。假如我们摆脱了疾病，我们会在最后十来年中更好地安度晚年，但仍可
能会按大约跟现在一样的时间表而终结。我们可能象那些遗传上不同种族的老鼠一样，
或者象海弗利克（Hayflick）那些不同的组织培养系，在程序事先规定的天数内死去，
控制它们寿命的就是它们的基因组。如果事实如此，我们终将老死，只是其中一些人可
能在60岁就散了架，而另一些人则晚得多，这要依遗传的时间表而定。
假如我们真能摆脱今天的大多数疾病，甚或能摆脱所有的疾病，我们临终也许会干
枯，随一阵轻风飘走，但仍然要死亡。
我的大多数朋友不象我一样看待这件事。他们愿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死亡，只
是因为我们生病，是由于这种或那种致命的疾病所致。假如没有这些疾病，我们就会无
限期地活下去。尽管在生物学家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已经有证据表明死亡是绝对不可避
免的，但是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也愿意认为死亡是疾病所致。什么东西都死亡，我们周围
的一切，树木、浮游生物、苔藓、老鼠、鲸鱼、苍蝇、线粒体，概莫能免。最简单的生
物有时难以认为那是死亡，因为它们身后留下的丝丝缕缕能不断复制的DNA，明显地是它
们自身的活的部分，而我们的情况则不那么明显（并不是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但看上去
是这样）。苍蝇并不是一个个因疾病缠身而病死。它们只是衰老、死亡，象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