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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2003年的公众舆论也存在另外一面，民族主义的声音在这一年尤为高调。
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说，“实际上，在今天的中国，两股力量已开始赛跑，一股是历史屈辱感和现实自豪感交织发酵形成的民粹意识，另一股在呼唤建立一个公正和民主的现代社会。如果没有民主制度的建设和民主思想的培育，民族主义的幽灵恐怕就站在前头了。”
私权利与公权力
2003年，是公民权利觉醒的一年，也是围绕着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而矛盾颇多的一年。法学家江平在一次会上说：“从一个法律学家的角度观察一个转型社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一方面私权利觉醒了，扩大了，而另一方面公权力维持着很大的干预和控制力……在崇尚公权力的国家里，国家的公权力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这些国家和地方，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相对比较少……在我们过去控制和管理都相当强大的情况下，私权利很渺小，那个时候也不会出现很大的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冲突，而现在，私权利日益觉醒和扩大，而公权力仍然保持着干预和管制的力量，这就构成了转型社会里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必然冲突，甚至在某一个时期、某一个时段更尖锐的冲突，这是客观规律造成的。”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经历了有冲突、有灾难、有危机的年份里，政府向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有分析者说，这得益于两点：一是正面回应问题。SARS危机中果断处理不力官员，土地管理出现问题后，马上表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二是亲民的作风，党的总书记在危机中亲临一线，一国的总理亲自为农妇讨工钱。
然而，中国的改革之路在走了25年之后，普遍受惠的时代已经过去，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在拉大，经济发展受到高度重视而社会政策相对滞后，“公平”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
从一年来新领导集体的施政取向来看，“公平”的主题得到了凸显。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并提出破除“唯GDP论”，强调社会的协调发展。
从2003年来看，年初和年尾的三件事必将载入史册。年初，随着两会的闭幕，第三代领导集体退居幕后。这是中国五十多年来首次大规模的权力制度性交接，平稳而顺利。这对开创中国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有非凡意义。
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堪称至目前为止中国市场取向经济改革的最高成果。
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这更是25年经济改革、民主政治追求的制度性成果，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等条款为2003年的中国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创建时间：2005…3…17 上一页 目录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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