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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离开齐国后，听说宋国要实行仁政，便率领弟子前往宋国。在宋国，孟子以幼子学语为比喻，通过与宋臣戴不胜的谈话，强调了环境的重要影响和任贤使能的重要性，告诫戴不胜要多荐贤士。孟子劝宋大夫戴盈之实行什一之税，去关市之征。当戴盈之告诉他今年还办不到，预备先减轻一些，明年全实行时，孟子以攘邻之鸡为比喻，指责说：“如果这种行为不对，就该马上停止，为什么还要等到明年呢？”孟子在宋期间，滕国的世子即后来的滕文公曾两次拜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向滕文公讲述了许多关于仁政的道理。孟子看到宋国对实行仁政缺乏诚意，并不能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做，于是离开了宋国。
孟子离开宋国后，约在公元前323年回到家乡邹国。在留邹国时，他回答了关于礼和食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帮助曹交领会“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的真正含义。公元前322年，滕定公去世，滕世子派然友至邹拜见孟子，询问办理丧事的有关事宜。这一年，鲁平公用孟子弟子乐正子为政。孟子认为乐正子爱好善言，对自己仁政理想的实现会有帮助，于是来到鲁国。在乐正子的举荐下，鲁平公打算接见孟子，但臧仓却以孟母葬礼的排场超过孟父为由从中阻挠，使孟子的仁政计划再次落空。
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滕文公对孟子十分敬重，将其馆于上宫，凡事都要请教于他。此期间，孟子较系统地阐述了“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等仁政理论。（《孟子·滕文公上》）作为一个开明的君主，滕文公对孟子是尊敬的，而作为为君所信任的臣子，孟子却有些“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滕文公问孟子“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时，孟子只是说了些君民上下同心、与国家共存亡之类务虚不务实的话，让滕文公颇感不满。孟子最后在滕的处境颇有些尴尬，为实行仁政而付出的努力再次落空。于是，孟子离开滕国来到魏国。
孟子来到魏都大梁时，在位五十年的梁惠王已经七十岁左右了。对于孟子的到来，梁惠王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因此，他一见到孟子就迫不及待地问：“您不远千里来到魏国，对我们国家会很有利吗”孟子回答：“大王您为什么说利益，我只有仁义而已”。他精辟地分析了大夫、士庶人舍弃仁义而追逐私利的危害性，阐明了“先义后利”的义利观，并根据自己的仁政学说为魏国设计了一幅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老有所养、养有所终的“王道”蓝图。孟子在魏期间，虽然受到梁惠王的礼遇，但其仁政主张并未得到采用。到魏的第二年，梁惠王卒，襄王即位。孟子离开魏都大梁。时值齐宣王初立，努力复兴稷下之学，于是孟子又到了齐国。
齐宣王喜爱文学游说之士，孟子深受礼遇，被聘为客卿。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称霸，并就此询问孟子。孟子则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为由加以推托，然后大讲“保民而王”和“制民之产”的道理，劝宣王实行“王道”仁政（《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在和齐宣王的多次交谈中，还宣扬了应“与民偕乐”，要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选拔贤才要“国人皆曰贤”，然后用之等主张。在齐伐燕之前，齐大臣沈同曾私下征求孟子的意见，孟子认为“可”。齐国获胜后，孟子竭力反对吞并燕国，劝宣王送回俘虏，归还重器，和燕国臣民商量立君，然后撤兵，可是宣王不听。第二年，燕国和诸侯的军队并力攻齐，齐国大败，“齐宣王甚惭于孟子”。谏诤并燕使孟子和齐宣王的关系出现了裂痕，也使孟子在齐国实现仁政的理想彻底破灭。孟子辞去客卿之职准备离开齐国，齐宣王“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孟子坚辞不受。齐国大臣淳于髡想为齐宣王留住孟子，并在孟子离齐后于齐西南昼地过夜时拜见孟子。但孟子在昼地停留了三晚，最终认识到齐宣王并不准备采纳自己的主张，于是便结束了二十多年的游历，大约在公元前311年，返回自己的故乡邹国。
孟子回到故乡后，便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约公元前289年，孟子离开了人世，享年约84岁。时值冬至节日，为哀悼孟子，邹人废除了贺冬之礼，遂以成俗，以至今日。
孟子的一生是以接受了孔子传统自居的。孟子自幼在儒家思想的熏习之下，便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又，以继承和光大儒学为毕生追求，为儒家学说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因此被尊为“亚圣”。孔子思想与孟子思想结合而成的“孔孟之道”，成为了儒家文化乃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
第二节 儒家——孟子（2）
孟子的思想：
政治思想：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暴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寡人，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以人民为根本——民本思想的线索。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伦理思想：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
孟子提出了人性本善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孟子认为有的人能够扩充它，加强道德修养，有的人却自暴自弃，为环境所陷溺，这就造成了人品高下的不同。因此，孟子十分重视道德修养的自觉性。孟子对于士阶层的要求是严格的，认为无论环境多么恶劣，也要奋发向上，把恶劣的环境当作磨炼自己的手段。孟子的性善说是一种道德先验论。宋代以后，为理学家们普遍接受，成为人性论正统思想，影响深远。
主要著作
《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公元前３７２至前２８９年的谈话，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该书反映了继孔子以后，最重要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是孟子的思想和理论的精髓。千百年后，人们仍能从《孟子》一书中，清晰地感受到孟子的个性、情感和精神，看到一个大思想家的鲜活形象。这也正是《孟子》千百年来一直保持着无穷魅力的根本原因所在。书中还记录了孟子和其他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论辩。孟子在这些论辩中，既有明晰温和的说理，也有逐层的批驳，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