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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主要研究是《春秋公羊传》，而当时的丞相公孙弘正好也是学习《公羊传》的，与他是学友。史说汉武帝曾令董仲舒与瑕丘江公辩论《公羊》、《谷梁》两种学说哪一种更好。董仲舒善于论文，文笔又很好，而江公口才不行。加上当时公孙弘为丞相，在整理辩论稿时，袒护董仲舒，使公羊学大获全胜。汉武帝于是更器重公羊学家，还诏告天下让太子学习《公羊》。从此公羊学在汉代获得了独尊的地位。
由于公孙弘的缘故，董仲舒又做了西胶王刘端的丞相。刘端，也是武帝的同父异母兄弟。其为人行为怪僻，阴狠险毒。如做他的相国，要是奉朝令行事，他就暗中寻找过失加以陷害，甚至毒死对方；要是与他同流合污，又难逃朝廷的惩罚。因而没人敢去做他的相国，董仲舒去了之后害怕日久惹祸，便在公元前121年托病弃官回家。
据说他回家后不过问家里的事情，只是潜心著书立说，授徒讲学。朝廷有大事皇帝还下诏向他垂询，甚至有的刑事案件也派使者和延尉张汤前往董宅询问他的意见。董仲舒引经据典，一一作答，皆有条理，共断决大案要案232件，后人编为《春秋董仲舒决狱》一书，成为汉晋之间司法断案参考的经典文献。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因为年老，寿终于家。他死后葬于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汉武帝路过其墓地，为了表达对这位具有卓越才华且忠心耿耿的老臣的敬意，特地下马步行，自此以后文士路过此地“莫不下马”，董仲舒的墓地由此又称“下马陵”。
董仲舒一生从教数十年，通过授徒讲学为汉王朝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其弟子中，既有叱咤于汉代政治舞台的卿相大夫，如官至梁相的“兰陵褚大”、官至长史的“温吕步舒”，也有见于文坛的学者教育家，如被称为“守学不失师法”的赢公。赢公一边从政一边讲学，曾授徒东海孟卿和鲁眭孟，使二者成为当世名儒，而孟卿再传董学于戴德、戴圣叔侄二人，成就《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直接影响作用于西汉及其以后的官学、私学和科举。鲁眭孟授徒颜安乐和严彭祖，使二者成为知名学者，所以说董仲舒无愧于“汉代孔子”的盛名。
董仲舒的思想：
董仲舒的思想博大精深，体系庞大，内涵丰富，对后世影响极大。他的主要思想可以概括为这些方面：
“天”的学说。在董仲舒哲学体系中，“天”是最高的哲学概念，主要指神灵之天，是有意志、知觉，能主宰人世命运的人格神。董仲舒把道德属性赋予天，使其神秘化、伦理化。同时，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建立了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基础的宇宙图式。董仲舒还给天体加上了道德的属性，自然现象成为神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甚至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也成了天的情感和意识的体现。
天人感应说。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有两个要点：一是神学的灾异谴告说，被认为是天对君。二是“天人同类”、“天人相副”说。上述两点往往交错或一道出现。天人感应说牵强附会，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有碍人们正确地认识自然和社会。他宣扬这一学说，也包含着限制君权、维护封建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目的。
人性论。在天人感应的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他的人性理论。他认为人是宇宙的缩影，是天的副本。人的性情禀受于天。他还指出，人与禽兽不同，具有先天的善质，但这种善质是潜在的，要经过教育才能转化为人道之善。董仲舒将性划分为“三品”，认为“圣人之性”是善性，“斗筲之性”是下愚者，都不可以名性。只有“中民之性”才可以名性。他认为被统治者的大多数属于“中民之性”，需要统治者加强道德教育。
董仲舒的伦理学说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他认为道德是“天意”、“天志”的表现。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并明确指出人性包括“性”与“情”两个方面。他认为，性表现于外则为仁，可以产生善；情表现于外则为贪，可以产生恶。因此，必须以性控制情，“损其欲以辍其情以应天”。董仲舒继承了先秦时期孔子、孟子的义利观，提出“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的主张，强调义重于利。在志与功的关系上，他强调志，主张“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认为动机（志）不善就可以惩罚，不必等到酿成事实。
董仲舒的历史观和社会政治思想认为，历史是按照赤黑白三统不断循环的。每一新王受命，必须根据赤黑白三统，改正朔，易服色，这叫新王必改制，但是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则，是不能改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这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后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万古不灭的僵死教条，起了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董仲舒生活的时代，土地兼并日趋严重，针对这些情况，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废除盐铁官营等措施。主张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节约民力，保证农时，使土地和劳动力有比较稳定的结合，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巩固大一统的封建国家。这些建议和主张在当时有进步意义。董仲舒把儒学神学化，为当时封建制度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根据。因而被尊为群儒之首，成为汉代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理论家。
相关人文景点
下马陵：下马陵：位于西安城内东南角，顺南城墙街道，东西顺城街，东起今天的和平门，西至今天的文昌门，长800余米。相传，汉儒董仲舒之墓曾迁至此，其门人与儒生经过其墓时皆下马，俗称下马陵。
明嘉庆二十一年（1542年），陕西巡按都御史赵廷锡将原来位于唐长安常乐坊（今西安城外交通大学东）的董子祠移建于西安城内该条街东段路北。清康熙六年（1667年），咸宁知县黄家鼎又在董子祠后建汉儒董仲舒墓。相传，汉武帝每去芙蓉园时，路过此地必会下马前行。董子祠的祠堂前，原来还有两块牌子，牌子上写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作为对官员们提醒。因皇帝在此都要下马，文武百官自不在话下。因而，此处被称之为下马陵。
第二节 外儒内法（5）
董子祠：董子祠位于扬州老城区北柳巷一所小学内；相传西汉董仲舒做“江都（今扬州）相”时曾在此筑宅居住；后扬州人为纪念这位汉代大儒；修筑“董子祠”以缅怀其对扬州做出的贡献。
董子祠建于明朝宣德年间；清朝同治年间重修；有较高文物价值。董子祠前还留有重修董子祠的三块石碑，一块在大殿的门前，一块镶在大殿的墙上，这两块的保存基本完好，上面的文字和旁边的精美图案都清晰可见。
董子读书台：位于山东德州小西门（即广川门）外回龙坝附近，是汉江都易王相董仲舒读书的地方，所以又称董子台。后因董子著《春秋繁露》，世人也称繁露台。
董子台历史悠久，但始建于何年不详。然而，元朝时就曾有人吟诗赞颂此台。由此可见，董子台在元朝前就早已有之。
据《德县志》载：明正统六年（1441年），德州知州韦景元修学宫掘地得“董子读书台”石刻，询其故址复建。
明孝宗时，为纪念董仲舒，在文庙东侧又兴修董子祠。到明神宗万历年间，董子祠因年久失修，已破旧不堪。于是，德州知州马明瑞，在董子台附近又重修董子祠，同时，还在柳湖旁兴建了一座“醇儒书院”（又名柳湖书院）。院中除珍藏了诸子百家的经书之外，还重点保存了董子的《春秋繁露》及其他一些著述。
明清时期，董子台附近既有祠堂，又有书院，这里是一片楼台殿阁，富丽堂皇。读书台的全部建置，宛如大明湖里的北极庙，雕梁画栋，造型非常古朴美观。台的不远处有运河环绕，蜿蜒流过。柳湖岸上，更有奇花异草点缀其间，这里是个天然风景区，也是个攻读经书的好地方。历代的钦官巡按，文人墨客，或是进京赶考的举子，他们由德州经过，无不到此一游。
这座全国闻名的古迹，自民国以后，由于连年战乱，年久失修，遗址成了一片废墟。
刘向
——中国目录学之祖
人物介绍：
刘向（约前77—前6），又名刘更生；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汉初楚元王刘交四世孙。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
学派：
汉代经学大师。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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