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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京城人心里发生古怪联想的是和尚们往河里放的巨大的法船。船头立着猛虎图案，图案上有手持铁叉的“开路鬼”。后面站的是两位表情永远愤怒的鬼，即“黑白二无常”，其中白衣鬼为“白无常”，俗称“活无常”，手持一根哭丧棒；黑衣鬼为“黑无常”，俗称“死有分”，手持一个“勾魂牌”，牌上有字，云“你可来了，正要拿你”。船舱里的鬼达10位之多，虽然各具名目，但哪一位都不是好惹的，在鬼神名录上都归属于阎王爷之列。
夜晚的窗外，孩子们还在嬉闹，他们清脆的童音在夜幕下的京城里飘荡：“荷花灯荷花灯，今儿点了明儿扔！”孩子们的歌谣令大人们心里弥漫着的那种怪怪的滋味更加浓烈起来。
夏风吹拂，满城水面上的荷花灯荡荡漾漾地游动，犹如这座城市忐忑不安的氛围。
不知道京城人是否看见了联军在通州城有意点燃的那堆巨大的火堆。
洋人们已经占了通州，这个消息京城人不可能不知道。通州距离京城有多远，京城人不可能不明白。京城到底能否守得住，京城人嘴上不说，心里不可能没有个大致答案。但是，奇怪的是，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反而沉静下来，不那么慌张了，仿佛在等待什么，全城悄无声息。
没有人再议论自己的军队“又上去了多少”之类的话题了，到是从朝廷里传来的一条大臣的奏折流传了一下子。这个大臣奏折的内容是：建议发动群众，在洋人将要进攻京城的路上，无论是陆路还是水陆，遍地插红旗，越多越好——“张旗为疑兵，百里皆满。”说这样“可以怵夷”。这个话题让大伙“笑”了一阵之后便没有下文了。接着，一个惊人的消息又流传开来，令京城更加寂静下来，气氛更加怪异了。消息说：帝国的军队没有失败！所有关于洋人已到通州的消息全是假的。带领帝国军队和义和团出征的李秉衡不但没死，而且还获得了“空前胜利”！不信？听听皇上为此发出的“上谕”是怎么说的：
李秉衡奏，李秉衡、马玉昆、宋庆与西兵鏖战，共毙联军十余万人，实属奋勇可嘉，李秉衡着赏给双眼花翎，马玉昆赏穿黄马褂，宋庆赏加尚书衔，由户部拨出库银十万两，交李秉衡散给官兵，以示激励，并着带兵克复天津。钦此。（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和这道“上谕”同时流传的，还有一个据说是洋人们失败之后向帝国政府“乞求议和”消息，而朝廷为此对洋人的答复是：要想议和，除非答应如下条件：
一、还通商口岸；
二、只许海口通商，不许上岸；
三、英法各国只称君主，不得称大皇帝；
四、不许学中国语言文字；
五、公使归理藩院；
六、琉球、越南各侵地须还；
七、税则由我国定；
八、都中不许立使馆；
九、不许传教；
十、要赔我兵费十千万。
口气倒像一个真正朝廷的口气。
尽管京城里不少人家已经住进了从通州方向逃难而来的亲戚，尽管稍微有点常识的人就能看出来所谓“乞求议和”的虚假成份，但是中国人还是兴奋地传播着这种消息，流言导致的片刻快感让绝望的人们感到兴奋和幸福，在如同吸食了鸦片一样的暂短虚幻的快感中，中国人的愿望和现实彻底地混淆在一起了。这种近似狂乱的想像在苍白的头脑中逐渐扩大，最后竟然扩展到彻底清算洋人的25条——这个民族脆弱的心灵和奇异的想像力混合在一起，在1900年的动荡日子里发展到了极致。
皇太后召各大臣会议，立有“和约”25款，送交各国：
一、各国前所索赔款一律作废；
二、各国应偿中国兵费四百兆两；
三、各国兵船已在中国口者不准驶出；
四、各国租价照今加倍；
五、将总署交还中国；
六、康有为回国治罪；
七、所有各国教堂一律充公；
八、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
九、德国将胶州交还中国；
十、俄国将大连湾交还中国；
十一、所有教士各归其国不准再来；
十二、中国仍有管理高丽、安南之权；
十三、中国海关仍归华人管理；
十四、各国使臣来中国者照乾隆时所定之例不准进京；
十五、另赔义和拳兵费四百兆；
十六、日本亦须照乾隆时例入贡；
十七、华人交通西人及不遵官场约束者归朝廷治罪；
十八、所有东西洋人于中国官场相见须行叩头之礼；
十九、外人不准在中国游历；
二十、俄国西伯利亚及各处铁路均须拆毁；
二十一、英国须将新安九龙交还中国；
二十二、各国运来中国货物应加倍收税；
二十三、洋人商船到口者须先禀明该处守口中国兵官方准入口；
二十四、大米不准出口；
二十五、凡货物运往外国者亦须加倍收税。
（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民间弥漫着的是美丽的幻觉，朝廷弥漫的是恐怖的现实：抓紧最后的时间杀人。
7月27日，一群步军统领衙门官兵来到太常寺卿袁昶的家，“诡言诸大臣在总署相候议事”。袁昶立即上车，官兵扯下车帘，便告之袁昶不去总署了，诸位大臣都在提督府。骡车颠簸着疾驶而去。袁昶的家人当时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但是，袁昶直到天黑也没有回家，一打听，人已经被关在了刑部。
比袁昶家人警惕一些的是吏部侍郎许景澄的家人。28日一大早，刚吃完早饭的许景澄还没把上衙门的官服穿戴上，仆人就送进来一张片子，说有个客人求见。许景澄说他要上衙门，没有时间见客人，仆人出去一会儿又回复：“客人说庆亲王请大人立即到总署，有紧急事协商。”许景澄嘟囔了一句。昨天散衙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紧急公事，是不是军事紧急了？于是立即出门。这时，机警的仆人拦住了他，说请大人的那位客人窥视内宅的神色令人怀疑，还请大人多加小心！于是，数个随从跟随许景澄上了车。许景澄的车刚出胡同口，立即被蜂拥而上的十几名营兵裹挟着往北而去。车内的许景澄感到方向不对，营兵们回答：“王爷召集会议改在提督，不在总署了。”车到提督府，营兵们让许景澄的随从们回去，说这里有人侍候大人，话说完，就把许景澄拥了进去，然后推进一间小屋，随后屋门被反锁。
正在疑惑的许景澄听见隔壁的小屋里有大声咒骂之声，仔细听，是太常寺卿袁昶的声音：“说我和许大人擅自改旨，证据何在？”他立即明白了什么，同时也糊涂了起来：改旨？改什么旨？
袁昶，一个清醒的、糊涂的、对国事认识深刻、对官场认识肤浅的、站在今天普遍的史观上着实无法评价的帝国官员——真真的是个性情中人。有人把他列入“和帝国主义穿一条裤子的中国人”和“庚子年代著名的汉奸”；也有人称赞他是个“真正的爱国者”，甚至有人说他“乃真勇者”，“最以气节学问著。”
袁昶以户部主事初登官场，任总理衙门章京，后以员外郎身份外放宁池太广分巡道员，又升江宁布政使。“戊戌变法”后，为总理衙门事务大臣，授太常寺卿。太常寺是专门管理皇家祭祀事务的机构，因为是个级别很高但没有什么实际功能的机构，戊戌变法时曾经被光绪皇帝下旨精简。变法失败后，这个机构又得到了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