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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衡：“是督率不善，用兵法部勒即可。”
慈禧：“有大臣意在议和，你意如何？”
李秉衡：“能战始能和。既已开战，断无不战而和之理。若和，也在战后而和。我请求上前线决一死战！”
慈禧很久没有感到如此振奋了。她立即下旨，所有来到北京“勤王”的部队都归李秉衡指挥，命李秉衡为“办武卫军事务”。
后人对这个年迈的帝国军人的评价不一，甚至相左，尤其是在他对待义和团的态度上。但是，此刻，作为一辈子和战争打交道的人，李秉衡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纵然他有千般雄心，万丈豪情，也抵挡不住联军的枪炮。即使假定他对自己和自己的官兵以及跟随他的义和团的农民们，抱有隐约的希望的话，他也知道他的出征凶多吉少。他知道战场不是游戏场。仅凭迎着踏入国土的外国军队而上这一点，他的身上张扬出了一股民族血性。况且他所说的“能战始能和”，确是真理。如他所料，他带兵迎敌之后便不得已而溃败，他在完全有条件逃亡的情况下选择了自杀，而他的自杀和裕禄的自杀又是另一种境界，从这一点上看，这个东北汉子的性格令人神往。
李秉衡到达京城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慈禧重新建立了与联军继续军事对抗的信心，使刚刚出现的可能避免战事扩大的希望最后完全破灭了。
慈禧给各国元首发出的电报终于有了回音，回电来自纽约：
美国总统向中国皇帝致意：
我已收到陛下7月19日来函，欣悉陛下认识到，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除了希望正义和公平之外别无他求这一事实。我们派军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从严重危险中营救美国公使馆，同时保护那些旅居中国并享有受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之权利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已向贵国派遣军队的所有国家都公开了同样的目的。
我从陛下的信中得知：那些扰乱中国的和平、杀害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成员、现仍在北京围困着那些幸存的各国外交官的暴徒们，不仅没有得到陛下的任何赞助和怂恿，而且实际上是对皇权的反叛。如果是这种情况，我最郑重地促请陛下政府：
1、公开证实外国公使是否还在世，如果还在，他们的现状如何。
2、让各国外交使节直接、自由地与各自的政府取得联系，排除威胁他们生命和自由的一切危险。
3、使中国的朝廷与援军保持联系，以保证在解放公使馆、保护外国人以及恢复秩序方面彼此合作。
如若这些目的均告实现，本政府相信，对于和平解决这次动乱所引起的一切问题，各国将不会存在任何障碍。同时，本政府在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后，将乐于以此目的为陛下进行友好的斡旋。
威廉·麦金莱
（1900年7月23日《百年书信集》卷一，侯书森主编，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3页。）
就在美国总统的回电到达北京的时候，在慈禧的授意下，经过短暂的停歇后，帝国军民对外国使馆的攻击重新开始了。
中国军团
1900年7月14日凌晨。在彻夜的枪炮声中惶恐不安的天津居民突然明白灾难来临了。
破晓的昏暗街道上，人们惊慌失措，不知该往那个方向逃命，突然有人喊：“北门开了！”
天津居民和丢弃武器脱下军装的帝国官兵混杂在一起，向北门方向拥挤而去。很快，通往北门的街道上涌出数万男女老幼组成的人流。狭小的城门立即被拥挤的人流堵塞了，像一只瓶子被堵塞了瓶口。人流如同黏稠的液体一样，流动渐渐缓慢起来。除了孩子寻找父母的叫喊声之外，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仿佛害怕惊动了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朝前挤，挤。
在黎明曙光的照射下，天津城的北半边，密集地蠕动着茫茫一片由于惊恐而目光呆滞的黑色眼睛。
联军官兵几乎瞬间便从空无一人的南门冲进来，顺着笔直空旷的街道向这座城市的内部搜索。他们的眼前很快就出现一座高大的楼阁。联军夹杂有跟随前进的中国教民，他们告诉联军军官，这个帝国的每一座城市的中央都有这样一座楼阁，中国人一般管它叫做“鼓楼”。中国楼阁的功能是：向居民报告时间，重大节日典礼的会场，诗人们登高赋诗的场所。楼阁是城市的制高点，在这里可以看见城市四面所有的街道和城门。
联军立即登上了鼓楼，他们看见了拥塞在北门方向的帝国军民。
火炮、机枪和步枪瞄准。联军开火了。
这是一个罕见的时刻。这个时刻曾经被帝国的逃亡幸存者、目击的洋人记者以及联军官兵们大量反复地记载和回忆，白纸黑字散见出版于各个年代的各种中外史料中。大约的情形是：第一排枪弹和第一发炮弹落在人流中，立即引发一片凄厉痛苦的尖叫。沉默的逃亡人流顿时嘈杂混乱了起来。此后，每一排枪弹和每一发炮弹，都会击倒一大片人，肢体的碎片飞上天空，人流被枪炮驱赶着，前者仆，后者继，尸体开始层层叠叠地堆积起来。救护中弹者的家人刚刚弯下腰来，立即被人流冲倒，瞬间被踩得血肉模糊。女人们疯狂地逆人流而回返，因为她们的儿女丢失了；男人们拼死顶着女人的逆流，因为他们不愿再失去妻子。天津城的北门前，中国男女老幼中弹后的惨叫声、撕心裂肺的呼唤声如大海的巨浪撞击在岩石上惊天动地地碎裂开。
联军官兵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再一次证明了“保卫使馆”不过是帝国主义们的又一个借口。这些19世纪起就不断寻找借口入侵中国的列强，此刻他们发射出的枪弹和炮弹比真正的战场上还要猛烈，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反击，他们不需要掩体，只是一味地射击，射击。他们居高临下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在平民的疯狂的拥挤、践踏和大规模的死亡中，他们的射击竟然从凌晨一直持续到再也看不见一个活着的中国平民了才停止，这时已是中午时分。
“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丛刊《义和团》（二），第157页。）
天津鼓楼四周的每一条街道都被平民的尸体塞满，“少者上百具，多者数以千计”，大部份是妇女和儿童，全部是在惊慌之中从家里逃出时被枪杀的。而躲在家里没有逃出的人，大部份也被炸塌的房屋砸在瓦砾之中，有的是全家数口。整个天津城内，帝国平民和士兵的鲜血汇集在一起，顺着街道的地势流淌，人行其间，黏稠的血沾在鞋上，“根本无法躲闪”。
这仅仅是屠杀的序幕。
联军在天津城内贴出告示：镇压义和团。除了捕杀义和团团员之外，“禁止私自设立各会和张贴揭贴”，“限期收缴民间的武器、军服”，“逾期定斩首之罪”。“如有通匪滋事，或窝藏不报者，一经查出，或被告发，立即严拿，治以军法，决不宽贷。”
天津城内帝国平民的尸体还没有收拾干净，联军官兵、洋巡捕、华巡捕就在中国教民和一些绅商的带领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全城捕杀行动。联军在直隶总督衙门里缴获的义和团名单是他们捕杀的主要依据，当然还有教民们的揭发、居民们的供认以及联军官兵们的判断。判断的根据大约是：青年男人和未婚的女子、肩上似乎有扛过枪支的痕迹、身上有红色的或者类似红色的衣服、脸上有愤怒的表情、单独一人走路并且神色匆忙。总之，一切有可疑迹象的中国人。
被抓的中国人不计其数，一律集中在一起砍头。那一天，仅悬挂在天津都统衙门门口的、被称之为“义和团首领”的头颅就有66颗，其中一颗人头不是义和团员，而是天津道台谭文焕，他被砍头的理由是镇压义和团不力。抓到一个义和团，他的全家或者他藏身的人家全部被处以死刑，以“彻底剿尽杀绝”。联军官兵和洋巡捕草木皆兵，在河东，三四十名农民结队在一起行走，被联军当做义和团而射击，全部被打死。城外的一家人正办喜事，突然联军冲了进来，将一对新人和宾客全部杀死，原因是新郎披红绸，新娘穿着红衣。
“天下第一团”张德城的老家独流镇，遭到联军的包围，无论老幼，“剿除干净”。镇内街巷和房屋里，到处是居民的尸体，全镇的老人、儿童、妇女，无一幸免。
天津的城内和郊区，成了一座积尸场。“到处可以嗅到在酷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