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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什么故事，惟一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战斗”，那么除了义和团方面的“牺牲”之外，教堂里也同样有死亡发生。关于这座教堂里死亡的文字记载，依旧来自洋人们的有关“报告”。事后，各国公使为了寻找“惩办罪犯”的证据，曾对教堂内的死亡情况做过统计——当然，可以肯定地说，统计数字是经过严重夸大了的，但至少可以了解当时教堂内的肃杀气氛：武装官兵死伤过半。三百多名孩子的哭声逐渐减少，因为“每天要埋掉十几个”。义和团们曾经多次挖地道，埋设地雷，“先后爆炸四次，炸死教民四百多人。”
同样没有疑问的，还有这场战斗的最后结局：打进北京城的各国联军“终于到达了教堂”。而在这之前，义和团与帝国军队始终没能把西什库教堂攻陷。
如果说西什库教堂是义和团围攻，帝国军队助之的话，那么，进攻使馆区倒可称之为真正的战斗了，因为，进攻使馆区是帝国正规军队主攻，义和团助之。
1900年，帝国对北京使馆区的进攻，晚于对西什库教堂的攻击，这是因为对教堂的攻击大多是义和团们所为，而对使馆的进攻，是在局势已经恶化得陷入无法解释的地步的时候，帝国军队开始的有计划的军事行动。
根据众所周知的国际法准则，武装攻击外国驻本国的使馆，是最严重的外交挑衅行为，是全面公开宣战的进攻信号，更是世界国际关系史上罕见的举动。如果说中华帝国的官员们对国际法知之甚少的话，但是至少对以上简单明确的法则应该明白无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中必定有缘由。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如果说到国际法，那么，各国以“保护使馆”为名，强行在中国的大沽口武装登陆，并且强行进入帝国的都城，已经严重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了。“保护使馆”的联军的到达，使原来陷入一片恐慌中的各国使馆，如同打了一针镇静剂和强心剂，胆子立即大了起来。联军进入北京的当天，德国公使克林德便公开露面，带头在街上抓了一名义和团员，拖到德国使馆内“处决”了。第二天，克林德率领德国水兵从使馆“出击”，四出寻找挑衅的机会——“行于内城之上，见下面沙地，有拳民练习，即毫不迟疑，法令开枪，水兵闻命即放，于是沙地拳民死者，约二十人。”在德国公使的带头下，各国使馆官员也率领自己国家的官兵冲出使馆，在街头肆意驱赶和捕杀义和团团员和无辜的北京平民。美军上校迈尤率领官兵在东单帅府包围了一座庙宇，“开枪杀死四十五名义和团”团员。比利时使馆内甚至架起了大炮向使馆外射击，结果“炸死六七十人”。（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第114页。）
打着“保护使馆”的名义派遣武装部队侵入中华帝国的都城，本已经是一件十分野蛮荒唐的事情，而这些洋兵到达北京之后，并没有在使馆内待着，而是像警察一样上街“维持秩序”了。端着洋枪的外国兵走在帝国京城的大街上嘻嘻哈哈，他们向中国人开枪的时候，仿佛是在他们发生了“骚乱”的殖民地内“恢复秩序”。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这些异国官兵擅自“自觉”地执行“公务”，是依据的哪条国际关系法？是遵循的哪条“国际惯例”？中国的平民不得而知，但是他们的愤恨是无法避免的现实，这时的中国人所能想到的最直接的复仇方式，莫过于攻击使馆区，因为中国人认为，那个叫做东交民巷的地方，是洋人们策划阴谋的巢穴。
同时，1900年对京城外国使馆的进攻，还是中华帝国政府核心阶层的斗争趋于激化的后果。随着局势的不断恶化，帝国政府内部对义和团支持还是围剿的争斗、对外国人持以何种态度为好的争吵都更加激烈。而在这一片混乱的背后，最敏感、最重要的关于皇位变动问题的冲突已濒临你死我活的程度——这一切，都是造成帝国的正规军队在高官的授意下对北京的使馆区展开进攻的原因。
当时，在位于北京内城东南的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里，共有450名外国士兵和包括12名公使在内的475名使馆人员以及义和团进入北京之后跑进使馆躲避灾难的2300多名中国教民。
进攻使馆区的是帝国正规军的董福祥部，参加进攻的官兵约数万人。
东、西交民巷，原来叫“江米巷”，是皇城正门大清门以南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这条胡同附近是中华帝国政府主要官衙机构的所在地：东江米巷西口往北，集中了礼部、户部、吏部、兵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西江米巷东口往北，是五军提督府、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在帝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以前，负责处理帝国外交事务的衙门是礼部和鸿胪寺，这两个机构都位于东江米巷的西口，所以接待各国来京使节和留学生的旅馆大都设在东江米巷之内。清中叶以前，这条胡同经常可以看见帝国的官兵如同押解犯人一样手持武器跟在洋人们的身后，因为当时的大清国采取的是严格的“闭关”政策，对洋人们的防范措施极其严厉。洋人们住在东江米巷胡同里的旅馆内如同进了囚禁所，不能随便走动，也不能擅自与中国人接触。东江米巷胡同口常年有帝国官兵把守，“严禁夷人擅自出入。”甚至礼部发出请柬邀请洋人前去出席帝国政府举办的宴会，赴宴的洋人们也只能在帝国士兵的看押下前往，“如不遵守，即行锁拿，奏交刑部治罪。”那时的洋人还没有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飞扬跋扈的胆量，金发碧眼的“鬼子”们走在古老帝国的土地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华帝国的大门被各列强的枪炮打开了，西方各国开始在北京建立使馆，使馆就建在东江米巷帝国各衙门和官署之间的空地上，仅在1861～1862年的一年之间，英、法、俄、美等国便分别在中国建立起第一批外国公使馆，随后建立公使馆的国家有德国、日本、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东江米巷逐渐成为一片使馆区。随着大量西方建筑物的出现，东江米巷胡同不断扩大，原来“江米巷”这个名字已经名不副实，于是根据谐音这里被改称为“东交民巷”。
直到进攻使馆的战斗爆发之前，东交民巷虽然是使馆区，但是同时这里还杂居着很多中国官员和北京百姓，外国使馆人员和中国官民混居在一起，使这条胡同除了有很多洋人之外，与帝国京城里的其他胡同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6月15日，义和团在帝国政府的默许和支持下进入北京城开始大规模烧毁教堂和抓捕洋人之后，各国公使突然宣布了“使馆防区范围”：“东交民巷、东长安街、前门东城根、南御河桥、中御河桥、台基厂、王府井大街，皆不准中国军民人等来往，有洋兵看守。”同时贴出告示云：“往来居民，切勿过境，如有不遵，枪毙尔命。”
此时，东交民巷的胡同口已经被战斗工事所封闭，使馆区实际上已经成为北京城内一个孤立的堡垒。
6月20日，北京的街道上发生了一件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克林德事件”：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的大街上被帝国军队的一名兵勇枪杀。关于这位公使大人是如何被杀的，中外各种陈述和记载互相矛盾。洋人们大都把这一事件描绘成“帝国政府的一个事先计划好的阴谋”，说各国公使接到帝国有关部门邀请他们“商谈有关事宜”的请柬，但是“公使们出了使馆的防御范围之后，遇到了有预谋的袭击。”而中国史料上的记载是：那天德国公使克林德独自走出使馆的目的是要到帝国的总理衙门去就义和团杀害在京的外国人、大规模烧毁教堂以及对西什库教堂的攻击等问题，准备向帝国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走到半路时，他遇到了武装的帝国军队。他首先向中国军民“进行挑衅和行凶”，是他先开的枪，帝国军队是在“奋起反击”的情况下被迫开枪的——克林德和平常一样，那天乘坐的是轿子，轿子行至东单牌楼时，恰好遇到神机营满洲兵丁恩海率队巡街，恩海“见是洋人的轿子，急让在北道高处立住，取枪对准轿子。公使在轿中开枪了，恩海让过乱弹，即发一枪。”（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第83页。）抬轿子的中国轿夫即刻便把这位德国公使扔在大街当中跑了。而帝国军官恩海所发射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