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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公使在德国人和其他一些人的附和下，一致坚持要求将端郡王和辅国公载澜处以死刑。但最后他同意，如果以某种方式将他们判处死刑记录在案，然后再立即赦免，他也赞成。一个适合这样的惩处并相信能为朝廷接受的中国式的办法终于找到了，于是就照此方式提出要求。如您将在附寄的照会中看到的，措辞如下：
“端郡王和辅国公载澜判处斩监候，如在判决后皇帝即愿意开恩保全他们的生命，可把他们流放到新疆，终身监禁，以后不得再对他们施恩减刑。”
我们还将开列另一份名单，要求惩办那些对屠杀或虐待教士曾经附和或直接负责的地方官吏。
康格
（1901年2月7日《百年书信集》卷一，侯书森主编，改革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45页。）
“惩办”问题似乎有了结果，接着就是赔偿问题。各国都想乘机加大对中华帝国的勒索以发一笔横财，在争吵中形成两个阵营：在华商业利益较少的俄、德、法等国漫天要价，而在华有经济利益的日、英、美等国怕由此削弱中国市场的购买力，从而损害他们的商业利益，则主张将要求赔偿的数额“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
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坐在谈判桌上和洋人争来争去了，他不愿意再为帝国的几两银子低三下四了，他已经吐血吐到了“濒危”的地步。关于赔偿问题的谈判庆亲王也没有出面，全部由下级官吏去和各国讨价还价。
谈判的最后结果是：赔款总额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以关税、盐厘和常关收入作担保抵押。
帝国主义们之所以提出的“四亿五千万两”这个数字，并不是根据各国实际的损失统计，而是根据当时中华帝国约为“四亿五千万”的全国人口数提出的。列强们说：“人均一两，以示侮辱。”
朝廷给李鸿章电报：“各国偿款四百五十兆，四厘息，应准照办。”
李鸿章再一次吐血。他无力地躺在病榻上，盼望着能够听见联军撤军开拔的消息，盼望着看见他的老太后硬朗朗地乘着金銮大轿回到京城，盼望着他还能够像平日里一样跪在储秀宫外的台阶上向里面大声地问一声“吉祥”。
李鸿章看见的是窗外纷飞的漫天大雪，听见的是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
1901年的春节来临了。
中国人无论遇到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劫难，只要一息尚存，百年来的春节就还要按规矩过。除了在一年的惊慌和劳作后能够找借口歇息放纵几日外，更重要的是春节是中国百姓心中的那些神仙活动频繁的日子，中国人为了自己明天的命运着想，也得在春节里腾出空儿来为繁忙的诸位神仙迎来送往。财神、喜神、灶神、神农、尧舜和观音菩萨，都在祭祀之列。再穷苦的人家只要有间茅屋，就要扫房，以把上一年所有的晦气都扫除干净。无论是朱漆大门还是破败的柴扉都要贴上对联。汉人贴的是：“又是一年芳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和“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满人贴的是：“天恩春浩荡，文治日光华”和“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晚上，豪富显宦巨大的府邸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平常人家的小屋内也是炉火幽红幸福洋溢。饺子熟了，合家一起簇拥着年纪最大的长辈围坐，只有淘气的孩子还要往外跑去放鞭炮，劈劈啪啪的声音如同枪炮之声。鞭炮之声逐渐稀落之后，打起灯笼的孩子们在铺满院子的芝麻秆上欢乐地嬉戏，踩出一片沙沙声，中国人管这叫做“踩岁”。在驻满洋兵的京城里，满城是中国孩子们弄出的这种奇妙的“沙沙”之声，洋人们有些紧张，因为不久以前搞不清从哪儿冒出的义和团农民就这样蹑手蹑脚地袭击过他们。当他们醒悟之后，顿时产生了一种更深的恐惧。他们觉得中国人是一群具有不可思议的勇气以至可以完全忽略自己危险处境的人；要不然就是中国人对洋人蔑视已经到达了一种近在咫尺而视而不见的境界。
新的一年的第一个黎明来到了，大街小巷充满了中国人互相道喜的声音，没人追究自己的“喜”从何而来以及“喜”的是什么。在相互的祝贺之中，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陡然萌生了一种对明天的日子的信心…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集体悟出了生命、生存和生活的全部意义。
而同样在这个时候，整个中华帝国里，只有少数几个人对生命、生存和生活感到了彻底的绝望。
正月初三，逃亡西安的帝国朝廷发布了“惩办祸首”的谕旨。
列在惩办名单第一位的是毓贤。此刻的毓贤已经被革职，正行进在流放新疆的路上。毓贤到达兰州的时候，朝廷的谕旨到了，新的裁定是“就地正法”。前往执行的是钦差大臣何福坤和甘肃总督李廷箫。决定对毓贤执行死刑的消息随即在兰州扩散开来，数千绅民聚集在一起为毓贤“请命”，何福坤和李廷箫不要说执行“正法”，他们连毓贤的人影都见不到了。可是，耽误圣旨同样是犯罪，他们彷徨一夜，想出一个办法。第二天，他们在一个寺院里摆酒席宴请毓贤，打算于交杯换盏之中伺机下手。毓贤盛装出席，酒过三巡时，毓贤突然大喊一声：“动手！”只见刀光一闪，鲜血喷射，毓贤的人头落地。杀毓贤的是一个武官，李廷箫根本不认识。正惊魂未定，这个武官自杀于酒宴之上。原来，毓贤知道自己必死，不死就可能要连累那些为他打抱不平的百姓，于是当晚向80岁的老母磕头辞别，并让仆人去劝说民众“不得抗旨”，然后自己为自己写了两幅挽联。
其一：
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沉三字狱；
君恩我负，君忧难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
其二：
臣死国，妻妾死臣，谁曰不宜？坐堪悲九旬老母，娇女七龄，髦稚难全，未免致伤慈孝治；
我杀人，朝廷杀我，夫复何憾？坐自愧奉君廿载，历官三省，涓埃无补，空嗟有负圣明恩。
（李问渔：《拳祸记》（上）。）
最后，他把最亲近的武官叫来，命令他今晚把刀磨锋利。
李廷箫，曾在毓贤当山西巡抚时任山西藩司，是执行毓贤杀洋人的指令最坚决的官员。毓贤死后，他埋葬了毓贤、毓贤的已经自尽的小妾和武官三人，回到寓所写了一份报告毓贤已死的奏折，吩咐人快马送至西安。然后他紧闭房门，服毒自杀。
和毓贤比起来，赵舒翘死刑的执行过程艰难了许多，令人感到一个强壮的生命在不愿意死亡的时候，抵抗力会有多么的顽强。即使按照联军的定罪条件，赵舒翘也不应该被判死刑，因为他在1900年的夏天并没有纵容义和团杀洋人的具体行为。因此，在西安的赵舒翘一直认为自己不会死。当他接到被定为“斩监候”的圣旨随后被押往西安衙门的时候，他也没有特别的悲伤，他认为这是朝廷向洋人做出的样子，等洋人们不再穷追不舍了，他就会被释放的。在关押期间他神态自如，在家眷们的侍候下，和在家里没什么区别。但是，他等来的却是要定他“斩立决”的传闻。他坚决不相信。他知道慈禧太后必会为他说话。而整个西安城更是群情激愤，绅民们联合到军机处喊冤，并且写下“愿以全城之人保其免死”的呈禀。军机大臣们马上晋见慈禧商量办法，但是“自六时至十一时仍不能决”，因为没有人敢提出去与洋人们再次交涉申辩。“西安乃赵之本乡”，这时，西安城鼓楼附近聚集的人已经达到数万之多，“齐呼如赵就刑，必抢法场”。最后，朝廷决定“开恩”，由“斩立决”改为“赐赵舒翘自尽”。圣旨由岑春煊向赵舒翘宣读。军机大臣们想在最后时刻挽救赵舒翘的性命，急忙再次求见慈禧，于是负责监督死亡的岑春煊就和赵舒翘一起就坐在关押他的屋子里等。赵舒翘坚信肯定会有另外一个赦免他不死的圣旨来到，他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大臣之一，军机处的大臣们也都是他交情不浅的朋友。派出去打探消息的手下人一拨接一拨，但是很快就都回来了，带回来的都是不可能赦免的消息。没有人敢把必死无疑的消息告诉赵舒翘，都说还是没有什么消息。赵舒翘一会儿情绪焦急地问又有什么消息没有，一会儿乐观地诉说自己不该死的原因，一会儿又命令人再去打探，一直折腾了六个小时之久。其实谁都看见了，所有打探消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