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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盟友”俄国人说出来的话。南方大臣张之洞和刘坤一都主张将俄国人的野心公布于众，以加大各国干涉的力度。但是李鸿章认为各国的干涉也同样是暗藏祸心。这时候，盛宣怀致信李鸿章提醒他可能再次陷入被国人斥骂的地步：“列邦以恶名加于俄，中外复以庇俄之名加于中堂，后世论者，谁能曲谅乎？”
李鸿章在这种情况下想到了他一直以为最该警惕的日本人。他为此专门会见了日本驻华公使，问如果中国和俄国决裂，而俄国一意孤行的话，日本将持什么态度？日本公使眯着东方人的小眼睛回答道：“说不好！”李鸿章大怒，说日本人实在“奸猾可恶”。
接着从彼得堡的传来的消息就令李鸿章不仅仅是愤怒了，他可谓悲愤不已以至心中从此有了刻骨的仇恨：为了强迫杨儒在俄国人准备的《交地约稿》上签字，一群红了眼的俄国官员把杨儒关押在俄国外交部里威逼利诱，扬言如果再不签字，俄国就宣布“将满洲改做一个俄国的行省”。同时引诱说，只要签字，俄国就在彼得堡为他“置田若干，房屋若干，足以让他享受一生。”杨儒不为所动。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便对他说：“你签字之后如果中国有人加罪于你，俄国负责你的安全！”杨儒勃然变色：“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在我中国无立足之地！”杨儒的强硬立场激怒了俄国官员，他们最后竟然把杨儒从楼上扔了下来，致使杨儒坠地严重受伤。
杨儒，字子通，汉军八旗正红旗人。1864年为四品衔兵部员外郎，曾任江苏常镇通海道、浙江温处道、安徽宁池太广道等职。1892年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后出任驻奥地利、荷兰和俄国公使，同时晋升为户部左侍郎。他在国内为官时“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出任公使时“大义当前，威武不屈。”有《俄事记闻》、《杨儒变法条议》等著作留世。
堂堂一位中华帝国政府以国家名义派出的驻外使节，竟然被扔下楼去满面鲜血地躺在异国的街道上。列强可以借口自己公使的生命受到威胁而对中华帝国大举进攻，而杨儒被伤，帝国的朝廷上下竟然悄无声息，于是，刚刚经历了最深重灾难和屈辱的民众开始奋起抗争了。满目山河破碎的景象，帝国金顶红墙上的外国国旗，一片一片沃土的失去，还有那个为了帝国备受欺辱的使臣，帝国的民众终于在1901年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百姓不分南北纷纷上书朝廷坚决反对对俄签约。俄国人见势不好，怕各国乘机介入而引发更大的国际冲突，于是被迫发表宣言，声明“条约暂罢”。
这是大清帝国历史上少有的因为抗争而迫使列强将野心“暂罢”的事例。杨儒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无论如何也不低头的帝国官员，他在受伤之后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恍惚中他听到了俄国人妥协的消息，“不胜惊喜”。一年之后，杨儒因伤不治死在俄国。他的儿子因悲愤而自杀，和父亲相伴长眠于异国土地。
也许直到这个时候，办了一辈子外交的李鸿章才明白中华帝国自与洋人来往以来一直奉行的“以夷制夷”的梦想是多么的天真无知。他现在才知道这个帝国已是多么的萎靡虚弱，而自己竟是多么的荒唐愚蠢。虽然距离他生命的结束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但他在生命最后的短暂时光里，再也没有说过类似“感谢俄国”之类的话。他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将所有的列强和蛮夷统统融在了他刻骨的憎恨之中。
“袜子们”的结局
李鸿章病倒了。起因是拜访英、德公使之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
虽然庆亲王奕劻同样是“全权议和大臣”，而且以“亲王之尊”列在李鸿章之前，但是李鸿章“大权独揽，左右无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首先是性格懦弱的庆亲王面对惟我独尊的李鸿章主动往后退缩。这个满族皇亲对汉大臣李鸿章居然公开地表示：“我公系国家柱石，实为当今不可少之人。凡事均须借重，本爵拱听指挥耳！”因此，“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鸿章之手。”
慈禧最担心的是被各国抛弃，从而失去对大清的统治权，而李鸿章恰恰在尽心竭力地极力维护慈禧，因此逃亡中的慈禧把李鸿章当做了惟一可靠的救命恩人，她在西安的黄尘烈风中天天盼望着李鸿章的“好消息”——“望电报如饥渴。”慈禧的担惊受怕无形中加重了正在京城为她收拾残局的李鸿章的权势。
李鸿章躺在贤良寺里的病榻上，一边处理大量电文，一边就与各国尽快达成“议和大纲”反复磋商。他坚持联军的军事“讨伐”要有时间和范围的限度，最后瓦德西接受了李鸿章提出的联军的军事行动不得超越沧州、正定和河间以南的要求。李鸿章在病榻上还接见了上海“救济会”的代表，感谢他们北上救济皇城附近的难民。病中依旧繁忙的李鸿章居然还发过这样一个电报：他觉得来往电报每个字四角实在是太贵，以至每个月电报费就得过万，于是要求上海的盛宣怀以后不要原文转发张之洞等人的“空论长电”，如果真的有事，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
张之洞的电报不来了，但他给李鸿章送来个大活人，这就是那个叫喊着“愿意为君王去死”的辜鸿铭。辜鸿铭一到达北京，就声称自己有让列强们低头的绝招，原来他曾经是联军司令瓦德西的老师。李鸿章有一点兴奋但也有点不相信，于是专门宴请瓦德西，结果瓦德西刚一出现，就被辜鸿铭用一顿流利的德语当头臭骂道：“瓦德西！你太无礼！你没有资格代表你们的光荣的恺撒！我马上给德皇陛下去电报！”更令李鸿章吃惊的是，瓦德西竟然一再向辜鸿铭鞠躬，一个劲儿地说：“请原谅，请原谅！”
辜鸿铭在帝国和民国的历史上有太多的故事。他对自己曾经是1901年与联军谈判的中方主要人物之一有过详细的回忆，尽管他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似乎是单枪匹马地拯救了一个帝国，但他的出现确实使那些沉重的日子多少带有了点喜剧色彩。根据他的回忆，他在德国留学的时候，给他和他的德国房东每天送食品的水果贩子就是这个瓦德西。瓦德西那时候很悲伤也很快活。悲伤是因为他是一个孤儿，正对“骑在他的头上作威作福的大官们”怀着满腔仇恨，而快活是因为他好像与房东太太有点温馨的暧昧关系。在房东太太的介绍和怂恿下，瓦德西拜辜鸿铭为师，“学习德文、法文和有关科技方面的知识。”中国有句古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想必辜先生在德国的时候也把这句话所包含的东方哲理传授给了孤儿瓦德西。因此，1900年，对于成了中华帝国太上皇似的瓦德西，辜鸿铭就根本不必客气了。他质问瓦德西：“中国现在的处境，德国经历过没有？”瓦德西赶紧回答：“经历过。”他又问：“那时飞在德国上空的恶鹰是哪些国家？是拿破仑！是法国和奥国！现在，你要做的事是帮助中国驱除那些恶鹰！”瓦德西连说：“是，是！”辜鸿铭让瓦德西起誓。此一番情景用辜先生自己的话说是：“我先带领庆亲王用中国话祷告上帝，然后又陪瓦德西用德国话祷告上帝。”
没有证据表明辜鸿铭老师的面子对1900年中华帝国与各国的谈判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自从辜鸿铭来到李鸿章身边之后，帝国利用瓦德西确实在挑动各国遏制俄国人对东三省的阴谋上起了一些作用。当对李鸿章表现得最殷勤的俄国人带头提出向中国索取七亿两银子的时候，各国就有了剧烈的反对之声，因为他们认识到了这是俄国人企图“让中国精疲力竭，然后乘虚而入。”
李鸿章的突然病倒，使虽做拖延之状但实际急于谈成的联军有点沉不住气了，于是各国草拟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并邀请李鸿章去西班牙使馆“接受十一国公使的面呈”。但是，李鸿章实在爬不起来了，只好让庆亲王自己去。当庆亲王拿回十一国拟定的“议和大纲”之后，李鸿章深感各国开列的条件“极为苛刻”，特别是其结尾处的声明：“如果不答应以上条款，就没有各国撤军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