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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牡胤剑 �
美联社记者这样记录国民党“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的场景：“带着脚镣手铐而站立在铁甲车上的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观众看见方志敏后，谁也不发一言，大家默默无声，即使蒋介石参谋部之军官亦莫不如此。”
在狱中，方志敏争取到了同情革命的胡逸民、高易鹏等人以及看守所代理所长凌凤梧。前者辗转4次从狱中送出了方志敏的手稿，后者则把他脚上10斤的镣铐换为3斤半。
正是这副镣铐，20年后成了寻找方志敏遗骸的重要线索。
1955年，在方志敏就义的南昌市下沙窝，施工人员发现了很多骨头、一副棺木和一副镣铐。经凌凤梧等人辨认，镣铐和棺木正是方志敏受到的特殊“待遇”。血样对比之后，9块遗骨被认定为方志敏的遗骸。
又过了22年，烈士遗骸隆重安葬于市郊梅岭。方梅记得，那一天先是细雨氵蒙氵蒙，尔后碧空如洗，当灵车经过市区时，街道两边站满了送行的老百姓……
妻子缪敏却没能等到这一天。就在安葬仪式举行的一个月前，这位曾与丈夫并肩战斗的革命者匆匆辞世。
她名字里的“敏”字，是方志敏送她的订婚信物。结婚那天，方志敏曾给妻子取化名“李详贞”，与自己直到被捕时还在使用的化名“李详松”，又是天成的一对。
丈夫被捕后不久，缪敏也落入敌人魔掌，被囚禁于与方志敏关押地一墙之隔的南昌女子监狱。当方志敏望着报纸上妻子被捕的照片难过时，劝降者不失时机地提出，以跟缪敏见面作为“发表一个倾向声明”的交换条件。
方志敏当然说不。后来，他曾流着泪对凌凤梧说，缪敏是巾帼英雄。
两年后，缪敏被党组织保释出狱。曾经近在咫尺的相隔，终成生与死的距离。
母亲渐渐年老，方梅才懂得了那种刻骨的思念。性格倔强、“一不对就会掏枪出来”的母亲，一提到父亲就泪流不止。结婚时父亲送的一支“英雄”牌钢笔，母亲一直用到70年代，用到笔头磨得溜光。而那封父亲在狱中写给母亲、后来在颠沛中遗失的信，母亲后半生一直在寻找。
母女俩解放后才相见。那时，17岁的方梅已经为人妻母。与被母亲带到延安、后来上大学并留苏的两个哥哥方明、方英相比，在农村长大的方梅吃了太多的苦，缪敏想要弥补这份遗憾。
她把女儿锁在屋里，逼着她读书。这时，方梅第一次读到了父亲的《可爱的中国》。
“母亲！美丽的母亲，可爱的母亲！”一遍遍朗诵着这些直抒胸臆的句子，学会识字不久的方梅欢呼起来：从此我可以讲我的家史了，从此我懂得“祖国”是什么意思了——祖国，就是生养了我们、值得像父亲那样的千千万万烈士用生命去保护的母亲！
被囚的100多天里，方志敏写出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记实》等30多万字的文稿。这充满才华与激情的文字，成了影响多少代人的经典。
毛泽东欣赏方志敏靠“两条半枪”打出了两个红10军的才能，称赞在敌人数年围剿中屹立不倒的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式根据地”。在农民问题上，两人更是早有共识。
蒋介石同样看重方志敏。1926年北伐军攻克南昌时，蒋介石多次设宴款待他。得知抓住了方志敏的消息后，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并许以江西省主席之职，但得到的答复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你赶紧下命令执行吧。”
一代英才不能为己所用，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
1935年8月6日，距方志敏的37岁生日仅半月。被押解至刑场的方志敏在赣江边站了几分钟，然后转身说：“来吧！”
秋风吹动着方志敏的头发。
父亲想了些什么呢？方梅说：“那几分钟里的思绪，我大概一生也理不透了。”
刘伯坚——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我心无愧怍
刘豹一直把父亲遗书拍成的照片带在身边。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71年前的3月11日；被敌人押解移狱的刘伯坚，就这样拖着重重的镣铐，蹒跚着走过江西大庾人潮涌动的青菜街。
敌人企图以羞辱的方式摧毁刘伯坚的意志，却让内心坦荡的革命者写出了不朽的《带镣行》。
刘豹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是20多岁的小伙子了。1949年，挥师江西的解放军来到了瑞金农村。从他们口中第一次听到“刘伯坚”这个名字之前，被养父母取名“邹发生”的刘豹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捡来的“野孩子”，会一辈子在这片山林里放牛、砍柴。
事实上，他是留在父亲身边时间最长的一个孩子。
红军主力长征后，蒋介石调集十几万大军包围了中央苏区，根据地所有县城先后失守。1935年3月，时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率部准备突围，挑在箩筐里随部队行军的孩子不能再留了，只好送给一家船户。
从江西到北京，对一切都懵懵懂懂的刘豹几乎来不及细想“父亲”、“牺牲”这样的词语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只记住了在南昌第一次见到的电灯，以及大高个的他走进华北小学一年级课堂时全班哄堂大笑的情景。
慢慢地，被北京的叔叔伯伯们喊作“豹子”的刘豹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外表儒雅的刘伯坚为3个儿子分别取名虎、豹、熊，无不透着股虎虎生气。上学期间，刘豹一直把父亲遗书拍成的照片带在身边——怕照片发霉，他还常常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晒。
对于父亲洋洋千言的遗信，他说，那时候读不懂，到现在也还没完全领悟。
刘伯坚生于四川，25岁时赴欧洲勤工俭学并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先后在苏联学习政治、军事，回国后到冯玉祥的西北军任政治部部长。他最后的足迹，留在了刘家的祖籍地——江西。
就在送出孩子后几天，刘伯坚向赣南油山突围时重伤被俘。
像对待其他共产党领导人一样，敌人使尽了软的硬的手段。但刘伯坚早就抱定了牺牲的决心，他在信中说：“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
或许是善于做政治工作、曾成功策动“宁都起义”的刘伯坚争取到了国民党看守？或许是他挥毫而就的《狱中月夜》等诗篇获得了他人的共鸣？这些写给兄嫂或请转妻子的信是如何从监狱安然寄出的，至今仍是个谜。
行刑那天，刘伯坚给妻子写下了最后一封信。“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半个多世纪过去，字迹依然清晰，落款中的拼音签名“LIU”依然洒脱。
时时回响在刘豹耳边的，却是那最后一句：“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一句话，填满了刘豹断裂二十多年的父亲记忆——一边是森严的杀场，一边是从容的留墨，我的父亲在走向敌人屠刀时，是怎样的凛然与镇定啊！
刘伯坚至死也不知道，他的妻子再也看不到这些信了。几乎是在他牺牲的同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秘书、机要科科长的王叔振，被害于闽西长汀。
这对革命夫妻恩爱至深，当年他们在西安举行的婚礼上，出现了于右任等国共许多著名人士，革命青年和革命军人在北伐中的联姻一时传为佳话。战斗岁月里，他们聚少离多。1931年，独自在福建工作的王叔振生下三儿子熊生后不满两月，即再次把孩子送给老乡。
王叔振与丈夫留给孩子的话如出一辙：“今送给黄家抚养成长，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续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
但母亲还心存重逢的希望，她把“承先启后”4个大字撕为两半，另一半随自己带走，作为日后相认的凭据。
1979年，在三弟熊生家里目睹那永远无法完整的一页时，第一次聚首的刘虎生、刘豹、刘熊生三兄弟抱头痛哭。虎生在父母牺牲后被亲戚送到延安，后曾留学苏联，熊生则一直在母亲当年送出他的山村里平静地生活。如今，他们已先后辞世，剩下年过七旬的刘豹孤独地守着父母留下的往事。
叶剑英为他的亲密战友写了一首悲壮的挽诗：“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