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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已经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骂不怕,打不醒,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四、方针已定
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嘉庆十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
在陵寝的隆恩殿、启运殿中,皇帝认真参观了先祖们留下来的遗物。努尔哈赤用过的桌椅,看起来是那么简陋,皇太极用过的鞭子,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木杆牛皮鞭……这些珍贵的文物,昭示着祖先创业的艰难历程。皇帝在这些遗物前久久驻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这次东巡,是顶着巨大压力进行的。众所周知,皇帝出巡,花钱必然如流水。因为体制所关,皇帝的随行队伍至少万人,一路的物资供应,花费巨大。虽然嘉庆宣布此行不带任何嫔妃,一切从俭,内务府的初步预算,也需要耗银二百万两。镇压白莲教,已经耗光了大清的家底,要凑齐这两百万,实在是太难了。因此,皇帝东巡计划一出台,反对声就不绝于耳。大臣们普遍认为,国步艰难之际,像这类不急之典,当能缓则缓,能罢则罢。
然而,异常节俭的嘉庆这次却一反常态,坚持出巡,并且不顾以言罪人之名,一连处分了好几个反对出巡的大臣。
皇帝之所以如此坚持,是因为在他的政治布局中,这次东巡意义十分重大。经过对帝国整体形势的评估和对“新政”的深刻反思,他终于确定了大清未来的行政方针,那就是“守成”和“法祖”。这次东巡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全国臣民正式宣传他的这一方针。在东巡中,皇帝一路作了许多诗文,一再强调大清江山来之不易,号召全体文武大臣继承祖先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皇帝在《守成论》中谈到了“改革”问题。皇帝说,近来屡有官员向他提出,天下弊政重重,是因为祖制旧法已经不适于用,要求全面更新。皇帝说,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思想倾向。他曾经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埋下了灭亡的原因。
皇帝说,对比以往的历代王朝,大清子民们应该很容易发现,有清以来的历代君主,每一个都可以称得上是雄才大略,才智非凡。他们参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树立了一系列良好的作风,建立起了一系列“良法美意”。纵向比较,大清朝的政治制度、经济措施、军事传统,都远远超越以前的朝代,可以说尽善尽美,所以,才成功地把大清推上了前所未有的“极盛”之世。
当然,现在的大清社会,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制度不好,而是因为这些制度执行得不好。“间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把列祖列宗关于“艰苦奋斗”、“勤政爱民”的教导忘于脑后,在贯彻规章制度时加入自己的私欲,致使政策变了样,走了形。祖先的政策是勤俭为政,节用爱民,而现在的官员穷奢极欲,大吃大喝。祖先的政策是轻徭薄赋,“永不加赋”,而现在的官员是层层加码,鱼肉百姓。这样下去,十分危险。
皇帝说,虽然大清现在抚有四海,国力强大,但是祖先艰苦奋斗的精神一日不可丢。八旗官兵,当常思当初满族军队是如何吃苦耐劳,奋发进取,力改“武务不振,军务废弛”的现状。全体文臣,当经常想想现在的生活要好于祖先创业时多少倍,清廉自持,俭朴为政,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大清的统治。
嘉庆皇帝的这一决定,在今天的读者看来也许难以理解。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庆面临的问题,是“祖制旧法”不可能解决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确实,因为大清历代皇帝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验资源运用到了极致,所以康乾盛世无论是从权力结构的稳定性,还是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还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制度的所有动力。
凡事物极必反,这个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超越了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都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当时不仅困扰中国一国,也是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现象。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种由新大陆向旧大陆传播,导致了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世界人口几乎同步增长。18世纪,世界人口从6。41亿增至9。19亿,增幅比例为43。37%;中国人口则从1。5亿增至3。13亿,增幅为108。67%。
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发展海外殖民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搭上刚刚启动的全球化之车,迈入使中国主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门。
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那么,为什么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呢?
从根本上说,“接班人”心态,导致他做出这样一个今人看来难以理解的选择。
“接班人”的性格特征,是“安全第一”。
从十三岁那年被密立为储君,到三十五岁那年从父亲手中接过传国玉玺,这二十二年间,我们不知道嘉庆是何时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大清帝国的继承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几十年间,他始终谨小慎微,小心翼翼,不敢流露出一点对于储位的兴趣。因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敏感、犀利、强大的父亲。一个过于英明的父亲羽翼下不可能出现同样锋芒毕露的儿子。在自己盯着皇位的同时,他深知,老皇帝也在紧紧地盯着自己,观察着自己的一举一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点对皇位的渴望,立刻就会被老皇帝侦知。
从父皇的种种举动中猜到自己已经被确定为接班人后,他更加如履薄冰。风险与收益共存,这是永恒的真理。储位既是天下最诱人的位置,也是世上最危险的地方。因为预期收益最大,所以现实风险也就最大。自古至今,一帆风顺的太子屈指可数,担惊受怕,险象环生,几上几下,身陷囹圄,甚至身首异处的倒是比比皆是。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
嘉庆深知,通往皇位的路是一根独木桥,一失足就粉身碎骨。对一个接班人来说,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正确的事情更重要。历史上无数太子的悲惨命运提醒他,必须把自己脾气中的任何火气都磨去,把性格中任何任性的冲动束缚住。漫长的“接班人”生涯,对嘉庆皇帝的性格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在二十多年的储位生涯中,他养成了凡事四平八稳、面面俱到的性格,做事信条是安全第一、不犯错误、不留辫子。做人风格是中庸平和、不标新、不立异、不出格。换句话说,总是瞻前顾后,畏狼怕虎。政坛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他紧张半天;任何一方政治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