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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应该是我文学生涯里真正可以称作纯粹欣赏意义上的阅读。此前和后来的阅读，至少有“借鉴”的职业性目的。此时此境下的阅读纯粹是欣赏，甚至是消遣，一种长期形成的读书习惯所导致的心里欲望和渴求。因为“文革”开始我就不再做作家梦了，四五年过来，确凿不再写过任何属于文学色彩的文章。读着这些世界名著的时候，也没有诱发写作欲望或重新再做作家的梦想，然而我依然喜欢阅读。阅读这些一概被斥为“封资修黑货”的小说，耳朵里灌进的是以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还有样板戏的唱段，乡村树杈上的高音喇叭从早到晚都在向田野和村庄倾泻着，在我的心里，正好是无产阶级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全面对抗尖锐冲突“你死我活”的一方交战的场面。我那时尚不能作出判断，以“样板戏”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如何发展前景怎样，然而却确实发生最基本的属于常识层面上的怀疑，欧洲的无产阶级的穷人喜欢如《悲惨世界》、《血与沙》、《无名的裘德》等这一类作品，我不可能有任何片纸只言的资料，所在只能依常情常理来推测，依据仍然是这些文本，它们都是为劳动者呐喊的呀。我至今也无法估量发生在“文革”中间的这种最纯粹的阅读，对我后来创作的发展有何启示或意义，但有一点却是不可置疑的，欧洲作家创造的这些不朽作品，和我的情感发生过完全的融汇，也清楚了一点，除过8个样板戏，还有如上述的世界名作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上传诵不衰。
还有一次发生在“文革”后期的阅读是难忘的。大约是1975年春天，我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去改编电影剧本，意料不到地读到了前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几部长篇小说。需稍作交待，此前两年，被砸烂了的省作家协会按照上级指示开始恢复，在农村或农场经过劳动改造且被审定没有“敌我矛盾”的编辑和作家，重新回到西安，着手编辑文学刊物。为了与原先的“文艺黑线”划清界线，作家协会更名为创作研究室，《延河》杂志也改为《陕西文艺》。老作家们虽被“解放”，仍然不被信任，仍然心有余悸，“工农兵”业余作者一下子吃香了。我也正是在这时候写下了平生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且被刚刚恢复业务的西影厂看中，拟改为电影。我到西影厂以后，结识了几位和我一样热心创作的业余作者。记不清谁给我透露，西影厂图书资料室有几本“内部参考”小说，是供较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参考的，据说这几本小说揭露了“苏联修正本义”的内幕。我经过申请，得到有关领导批准，作为写剧本的业务参考，破例破格阅读“高干”的参考书。
第一本是《州委书记》。作者是柯切托夫。这部小说写了两个苏共的州委书记，拿我们的习惯用语说，一个实事求是做着一个州的发展和建设工作，另一个则是欺上瞒下虚夸成绩搞浮夸风。前者不断受挫，后者屡屡得手于表彰升迁等等。结局是水落石出，后者受到惩治，前者得到伸张。依着今天我们的眼界来说，这部小说的主旨和人物几乎没有什么新颖之处。然而在1975年的时空下，我的震撼和兴奋几乎是难以抑止的。1975年再度加压的政治气氛，却无法堵住中国人私下的议论，包括直白的诅咒和谩骂，这应该是施虐近十年的极左路线途穷末路的一个先兆。我可以和几位朋友在私下里谈《州委书记》。我甚至以为把作品人物名字换成中国人的名字，把集体农庄换成公社或生产队，读者就会毫无差异的感觉。就当时而言，柯切托夫揭示的苏联社会问题，在中国的实际生活里更普遍也更尖锐，然而中国却集中到几乎是莫须有的“路线斗争”。更令我惊讶的是，我们作为揭露苏共修正主义的标本，在苏联却照常销售普遍阅读，如若中国有一位写出类似作品的作家，且不说能否出版，肯定性命都难保全。
兴趣随之由作品转移到作家本身，柯切托夫创作历程中的几次转折似乎更富于参照意义。我连续在西影图书馆借到了柯切托夫的两本长篇小说，都是“文革”前已经翻译出版的《茹尔赛一家》和《叶尔绍夫兄弟》，以城市家族的角度，写产业工人在社会主义劳动中的英雄主义精神，都公开出版发行的。这个以写和平建设时期的英雄而在苏联和中国都很有名气的作家，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把笔锋调转到另一个透视的角度，揭示苏共政权机关里的投机者，以至他的《州委书记》等长篇成为中国“高干”了解“苏修”社会黑幕政权质变的参照标本。柯切托夫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折？显然不是艺术形式追求变化层面上的事，而是作家的思想。作家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什么东西促成了柯切托夫的这种变化和视点的转移，当时找不到任何可资参考的资料。我惟一能做出判断的是，这既需要强大的思想穿透力，也需要具备思考者的勇气。
到80年代初，柯切托夫的作品重新出现在新华书店的售书架上，包括曾经作“高干”内参的《州委书记》。我在从书架上抽出这本小说交款购买的简短过程里，竟然有一种无名的感叹，不过六七年时间，似乎有隔世的陌生而又亲切的矛盾心理。不久又见到《你到底要什么》，柯切托夫直面现实的思考和发问，尖锐而又严峻，令人震撼。这个书名很快在中国普及，且被广泛使用。随后又购买到了《落角》，柯切托夫的变化再一次令我惊讶，无论从思想到艺术形式，几乎让我感觉不到柯切托夫的风格了，有点隐晦，有点象征，更多着迷雾，几乎与之前的作品割断了传承和联系。转折如此之大，同样引起我的兴趣，柯切托夫自己“到底要什么”？尽管我难以做出判断，却清楚地看到一个作家思想、情感以及艺术形态的发展轨迹，早期歌颂英雄的鲜明立场和饱满的情感，转折到对生活里虚伪和丑恶的严厉批判揭露，再到对整个社会和人群发出严峻的质问，“你到底要什么”，一时成为整个社会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最后发展到晦涩的《落角》，我都不大读得懂了。自然是作家主体的思想和情感发生了变化，然而是什么东西促成了这种变化，我却无法判断。隐蔽在晦涩文字下的情绪，直接感到那个曾经洋溢着热情闪烁着敏锐思想光芒的柯切托夫可能太累了，且不断定其失望与否。这样一个曾经给我们提供过“参考”样本的作家，死亡时，苏共党魁勃列日涅夫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似乎并不计较他对苏联社会的揭露、批判、诘问和某种晦涩的失望。
到上世纪80年代初，在省作协院子里，出现过一阵苏联文学热。中苏关系解冻，苏联文学作品有如开闸之水，倾泄过来，北京两所外语高校编辑出版了两本专门翻译介绍苏联作家和作品的杂志《苏联文学》和《俄苏文学》，这是空前绝后的事，可见对苏联文学之热不单在我的周围发生，而是一个范围更大的普遍现象。我把这两本杂志连续订阅多年，直到苏联解体杂志停刊，可见对苏联文学的关爱之情。我通过这两本杂志和购买书籍，结识了许多前苏联作家。我那时候住在乡下老家，到作家协会开会或办事，常常在《延河》编辑兼作家王观胜的宿办合一的屋子里歇脚，路遥也是这个单身住宅里的常客，话题总是集中到苏联作家和作品的阅读感受上，艾特玛托夫、舒克申、瓦西里耶夫，还有颇为神秘的索尔仁尼琴，等等，各自阅读体验的交流，完成了互补和互相启示，没有做作，不见客套，其本质的获益肯定比正经八百的研讨会要实在得多。在大家谈到兴奋时，观胜会打开带木扇的立柜，取出珍藏的雀巢咖啡，这在当时称得最稀罕最昂贵也最时髦的饮料，犒赏每人一杯，小屋子里弥漫着烟气，咖啡浓郁的香气也浮泛开来。
我感到了面对苏联的历史和现实，不同的作家以不同的思想视角和艺术形态，展示出独立的思维和独立的体验，呈现出独有的艺术风景，柯切托夫属于其中的一景。我开始意识到要尽快逃离同一地域同代作家可能出现的某些共性，要寻求自己独自的生活体验和艺术体验，才可能发出富于艺术个性的独自的声音。真正蓄意明确的一种阅读，发生在此前几年。1978年春天，作为家乡灞河河堤水利会战工程的主管副总指挥，我住在距水不过50米的河岸边的工房里，在麦秸作垫的集体床铺上，我读到了《人民文学》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我的最直接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