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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除非那些西方人，他们不承认支配人类行为的情绪是会变化的。有些人宣称，日本民族只会灭绝，别无其他出路；另一些人则主张，只有自由主义者掌握政权，推翻现政府，日本才能得救。这两种分析，如果说的是一个全力以赴、全民支持，进行总体战的西方国家，那还可以理解。但是，他们以为日本的行动方针和西方国家基本相同，这就错了。甚至在平安无事地占领日本几个月之后，有些西方人士还在预言，一切机会均已失去，因为日本没有发生西方式的革命，或者说因为“日本人不懂得他们已经被打败”。这种说法是西方的社会哲学，是以西方的真理标准为基础的。但是，日本不是西方国家，它没有采用西方各国那种最后的力量：革命。它也没有用消极破坏等办法来对抗占领军。他们使用自己所固有的力量，即能够在战斗力未被完全摧毁以前，就要求自己把无条件投降这一巨大代价作为“忠”。在他们看来，这种巨大的代价仍然是有价值的，他们获得了最珍视的东西，他们有权力说：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是投降的命令。也就是说，即使投降，最高的法律仍然是“忠”。
注释
1 日文“义理”一词，因含义复杂，难以用英文单词对译。原著使用了日文原音：“Giri”。我们曾译作“情义”。现在看来，并不确切。这次修订改用日文汉字“义理”，不另翻译。——译者
2 Documents of Iriki，《入来院文书》第380页，1929年。（《入来院文书》是鹿儿岛县萨摩郡入来旧城主的关系文书。美国耶鲁大学朝河贯—教授辑刊，作为一般武家法制的性质及其变迁之例证。——日译者）
3 日本人在使用“知仁”一词时，与中国的用法多少相近。佛教劝人“知仁”，意即大慈大悲、博爱。但正如日本辞典所说：“知仁，与其说是指行为，毋宁是指理想的人。”——日译者
4 引自Nohara； K。； The True Face of Japan（野原：《日本的真面目》），London； 1936； p。45。
5 此指明治天皇睦仁（1852—1912），16岁登基，在位44年（1868—1912）。——译者
6 Lory； Hillis； Japan's Military Masters（日本的军事教官），1943； p。40。
7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两次投掷原子弹。9日午夜，天皇在皇宫防空洞召开御前会议。陆海军首脑和少数主战派仍然反对投降。12日，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电令全军：“纵使食草啖泥，潜伏野处，也要断然作战……”14日上午，天皇决定于次日正午向全国广播“终战诏书”。陆军省几名军官得知后，于14日刺杀近卫第一师团长，图谋劫夺“终战诏书”录音带，事败自杀。——译者
第七章 “义理最难承受”
日本人常说，“义理最难承受”。一个人必须报答“义理”，就像必须报答“义务”一样。但是，“义理”所要求的义务和“义务”所要求的义务分属不同的系列。英语中根本找不到与“义理”相当的词。人类学家从世界文化中所发现的一切奇特的道德义务范畴中，“义理”也是最奇特的一个。它是日本所特有的。“忠”与“孝”是日本和中国共有的道德规范，日本对这两个概念虽有些改变，但与其他东方各国所熟悉的道德性要求仍有某种渊源类似点。“义理”则既与中国儒教无关，也非来自东方的佛教。它是日本独有的范畴，不了解义理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日本人在谈及行为的动机、名誉以及他在本国所遇到的各种麻烦时，都经常要说到“义理”。
在西方人看来，“义理”包含一系列混杂的义务（参阅本书第109—110页表格）：从报答旧恩直到复仇。难怪日本人不想向西方人解释“义理”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有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按我的翻译）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这当然无法使西方人得其要领，但“不愿意”一语却指明：“义理”与“义务”显然有别。“义务”，不论其对个人要求如何艰巨，至少总是指对其骨肉近亲，或者对代表其祖国、其生活方式及其爱国精神的最高统治者所应尽的一系列责任。这种牢固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因而理应履行。尽管“义务”中的某些特定行为也会使人“不愿意”，但“义务”的定义中绝不会有“不愿意”做的意思。对“义理”的报答则充满内心的不快。在“义理”的领域中，负恩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
“义理”有显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我称之为“对社会的义理”，按字面解释就是“报答义理”，亦即向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另一类我称之为“对名誉的义理”，大体上类似于德国人的“名誉”，即保持名誉不受任何玷污的责任。“对社会的义理”可以大体描述为履行契约性的关系，它与“义务”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履行生而具有的亲属责任。因此，“义理”的范围包括在法律上的姻亲，而“义务”的范围则只包括直系亲属。岳父、公公称作“义理”上的父亲，岳母、婆婆称作“义理”上的母亲。姻兄弟、姻姐妹也称作“义理”上的兄弟、姐妹。这一套称谓既适用于对配偶的亲属，也适用于对亲属的配偶。在日本，婚姻当然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契约关系。对配偶的家庭终身履行契约性义务，就是“履行义理”，其中最沉重的是对安排此项契约的父母的“义理”。年轻的儿媳对婆婆的“义理”尤其沉重，恰如日本人所说，儿媳居住的家庭不是她出生的家庭。丈夫对岳父的义务要不同一些，但也很可怕。因为岳父有困难时，女婿必须借给钱，还要履行其他契约性义务。如同一位日本人所说：“儿子成人后侍奉自己亲生母亲是出于爱母之情，这不是‘义理’。”凡是发自内心的行动都不能说是“义理”。对姻亲的义务则不能含糊，不论多大代价，必须履行，以免遭受世人谴责，说“此人不懂‘义理’”，这种谴责是令人可怕的。
日本人对姻亲义务的态度在“入赘养子”上看得最清楚。他像女人结婚那样入赘到妻家。一个家庭如果有女无儿，就要为一个女儿择婿入赘以延续“家名”（1）。养子要在原户籍中取消自己的名字，改从岳父的姓氏。他进入妻子的家庭，在“义理”上从属于岳父母，死后葬入岳父家的墓地。这些和一般妇女结婚完全一样。为女儿择婿入赘的原因也许不单是因为自家没有男孩，常常是为了双方利益，即所谓“政治联姻”。有时女家虽然贫穷，但“门第”高贵，男方带着钱去女家以换取在等级制上提高身份。有时是女方家庭富裕，有力量培养女婿上学，女婿接受这一恩惠，代价是离开自己家庭到妻子家去。有时是女方的父亲为了得到一个未来的公司合营者。不管是哪种情况，入赘养子所承受的“义理”都是特别沉重的。因为，在日本，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别人家庭户籍是件严重的事。在封建时代的日本，这就意味着，在战争中他必须为养父而作战，即令杀其生父也在所不辞，以证明自己是新家族的一员。在近代日本，凭入赘养子的“政治联姻”所造成的强大的“义理”上的约束力，以最沉重的约束，把青年束缚在岳父的事业或养父家的命运上。尤其是在明治时代，这种事情有时对双方都有利。但社会上对入赘养子一般都非常嫌恶。日本人有句谚语是：“有米三合，绝不入赘。”日本人说这种嫌恶感也是出之于“义理”。如果美国也有这种风俗，美国人嫌恶时会说：“这不是男子汉大丈夫干的”，而日本人却不这样说。总之，履行“义理”是件为难的事，是“不愿意”做的。因此，“为了义理”这句话，对日本人来说，最能表达那种负担沉重的人际关系。
不仅对姻亲的义务是“义理”，甚至对伯父母和甥侄的义务也属于同一范畴。对这类比较近亲的义务也不列入孝行范畴，这是日本和中国在家族关系方面的一个重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