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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由此“开国”、“开港”。——译者
31 哈里斯（Townsend Harris 1804—1878）：1852年任驻中国宁波代理领事。1855年任驻日总领事。1957年6月17日和1958年7月28日代表美国与日本签订《日美条约》（下田条约）和《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江户条约）：增加对美开放港口、允许美国人在日本内地旅行、建立教堂、与日本人自由贸易及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等。1859年升任驻日公使。——译者
32 James Wilson； A Missionary Voyage to the Southern Pacific Oce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796、1797 and 1798 in the Ship Duff。 London； 1799，（詹姆斯·威尔逊：《1796、1797、1798年乘达夫号在南太平洋布道行纪》）p。384转引自Edward Winslow Gifford； Tongan Society。 （《汤加社会》）Bernice。 P。 Bishop Museum； Bulletin 61。 Hawaii； 1929。
33 指“废藩置县”：1871年8月29日宣布实行。旧藩主一律解职，坐食俸禄。全国262个“藩”，改为261个“县”。连同明治初年所设府县，全国共3府302县。后逐步合并，1888年合并为3府42个县。——译者
34 Decalogue：即“摩西十诫”：一不信奉他神；二不制造偶像；三不妄呼上帝；四谨守安息日；五敬父母；六勿杀；七勿淫；八勿盗；九勿作伪证；十勿念他人之物。（见《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译者
35 市民阶级：英文原著为“Bourgeosie”。此词原指欧洲中世纪末期城镇中既非贵族，亦非农民的商人、手工业者等。分化为雇主、雇工后，此词则指雇主。我国初采音译：“布尔乔亚”，其后译作“资产者”、“资产阶级”，有时也译作“中产者”或“市民阶级”。这里按日译本译作“市民阶级”。实际主要指日本中世纪晚期的大商人、高利贷者或“豪农豪商”。——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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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明治维新（1）
宣告近代日本到来的战斗口号是“尊王攘夷”（2），即“王政复古，驱逐夷狄”。这一口号的目的在于使日本免遭外国侮辱，并恢复到天皇和将军“双重统治”以前的十世纪的黄金时代。京都天皇朝廷最为反动。天皇派的胜利，在天皇支持者的心目中，就是要使外国人屈辱，并把他们驱逐出去；就是重新恢复日本的传统生活方式，就是要剥夺“改革派”（3）在国内外事务上的发言权。强大的外样大名（4）成了倒幕派的先锋，他们想通过“王政复古”取代德川氏而统治日本，只要求换一下当权者。农民们盼望多保留一些自己收获的稻米，却讨厌“改革”。武士阶层则希望保持俸禄，并能挥刀上阵建立功勋。在财政上支持王政复古派军队的商人们，希望推行重商主义，却从未指责过封建制度。
1868年，倒幕势力取得胜利，宣告王政复古，“双重统治”结束。当时，以西方的标准来看，胜利者要推行的乃是一种极为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但新政府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它成立后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大名在各藩的征税权。它收回了“版籍”（5），把原按“四公六民”分成中交给大名的“四成”收归政府。但这种剥夺不是无偿的，政府发给每个大名相当其正常收入一半左右的俸禄额，同时，还免去他们抚养武士和公共建设的费用。武士亦和大名一样，从政府领取俸禄。在以后的五年中，又从法律上废除了等级间的不平等及作为等级、地位的服饰等外观标志，甚至下令“散发”（6）。贱民被解放了。废除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撤除了各藩之间的关卡。取消了佛教的国教地位。到1876年，又把大名和武士的俸禄折成偿还期为五至十五年的秩禄公债一次发给（7），其数额则按每个人在德川时代所领取的固定俸禄额而定。这一笔钱使他们有可能创办新式的非封建性企业。“这是早在德川时代已经证迹俱在的商业金融巨子与封建土地贵族的那种特殊结合的最后确立。”（8）
新生的明治政府的这些重大改革是不得人心的。在当时，一般人对1871年至1873年的侵略朝鲜（“征韩”）远比对这些措施更有普遍的热诚。明治政府则不仅没有动摇其彻底改革的方针，并且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政府的施政方针与绝大多数为建立明治政府而奋战者的愿望强烈对立，以至在1877年，这些对立派的伟大领导人西乡隆盛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政府叛乱（9）。他的军队代表了尊王派维持封建制度的全部愿望，明治政府则在“王政复古”实现后第一年就背叛了这种愿望。政府招募了一支由一般平民组成的义勇军，击溃了西乡隆盛的士族军队。不过，这次叛乱也足以证明当时政府所激起的国内不满有多么强烈。
农民的不满也同样强烈。从1868年到1878年，即明治最初十年间，至少爆发了190起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缓缓举步，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重税，所以，也难怪农民们感到新政府眼中丝毫没有他们。农民们还反对建立学校、征兵制、丈量土地、散发令、给贱民以平等待遇、官方对佛教的极端限制、改用阳历，以及其他许多改变他们久已习惯的生活方式的措施。
那么，是什么人使这个“政府”进行了如此激烈的、不得人心的改革呢？是封建时代日本那些特殊习俗就已经孕育了的下级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这些武士作为大名的心腹家臣磨炼了政治手段，经营和管理着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而这些商人则购买了武士身份，并在武士阶层中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这种武士和商人的联盟迅速把那些富于信心的干练人才推上前台，为明治政府出谋划策并组织实施。不过，问题并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级，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能如此精明能干并且敢于实践。十九世纪后半叶刚刚脱离中世纪的日本，其国力之衰弱犹如今日之泰国，却能产生一批洞察形势的领导人，成功地推行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大事业，超过任何民族所曾尝试。这些领导人的长处和短处都来源于传统的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本书的主题就是要探讨这种民族特性过去如何，现在又如何。这里，我们只能暂先了解一下明治政治家是如何完成这一事业的。
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有地位的强国。他们并不是偶像破坏者，既没有把封建阶级骂得一无是处，也没有剥夺其财产，而是诱之以厚禄，使他们转而永远支持政府。他们终于改善了农民的境遇。其所以晚了十年，与其说是出于从阶级立场上拒绝农民对政府的要求，毋宁说是由于明治初期国库的匮乏状况。
不过，执掌明治政权的那些精明强干的政治家，拒绝一切废除等级制的思想。“王政复古”使天皇位居顶峰，废除了将军，简化了等级制。王政复古后的政治家又废除了藩，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等级制的习惯，只是提供一个新的秩序。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新领导人为了向国民推行他们的卓越政纲，甚至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他们交替使用施加压力和给予恩惠的办法，恩威并施，以求贯彻目的。但是，在公共舆论不赞成改用太阳历、设立公共学校及废除对秽多等贱民的不平等待遇等等时，他们丝毫也没有想去迎合。
自上施予的恩惠之一就是1889年天皇赐给人民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它给予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立了议会。这部宪法是“阁下”们在对西方各国宪法进行了研究批判之后，精心拟定的。不过，宪法起草者“采取了一切预防步骤，以防止人民的干涉和舆论的侵扰”（10），负责起草宪法的机构（11）是隶属于宫内省的一个局，因而是神圣不可冒犯的。
明治的政治家们非常清楚自己的目的。1880年，宪法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12）派遣木户（孝允）（13）侯爵前往英国，就日本目前遇到的问题，听取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4）的意见。经过漫长的交谈，斯宾塞写了意见寄致伊藤。关于等级制，斯宾塞写道，日本在其传统习俗中有一个无与伦比的、国民福利的基础，应当加以维护、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