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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在中国只要不暴露身份， 不损害别人，就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没感到太大的压力。压抑主要来自传统意识和观念，不是来自政府和警察。主要的压抑是不敢告诉亲戚朋友，家人都不知道。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不能和家里人、好朋友说，他们不能分享我的快乐，分担我的痛苦。”
“上大学的时候我模仿别人谈过恋爱， 交过几个女朋友，因为那时我很活跃，女孩子很喜欢我。当时十七八岁，除了模仿别人，也是尝试改变自己。当时想到过同性恋对不对的问题，知道它违背所谓的道德，不为人所接受。这种尝试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单位有人怀疑我是同性恋，大概因为我有点女气。但我说从小学京剧旦角，就这么给搪塞过去了。”
“我还是觉得压抑， 没有一个地方能够痛痛快快地说话。单位不行，家里也不行。”
一位老同性恋者将中国同性恋处境的艰难归咎于传统文化， 他说：“中国再过一两个世纪能不能像美国那样都很难说，孔孟之道的束缚太深，没人敢把它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就像凤毛麟角一样。什么时候同性恋才能像西方那样登堂入室，实在太难说了。”
还有人说：“人的出生是不能选择的，如果我在美国，人会无所顾已忌地毫不犹豫地追求我自己的生活；但在中国，来自各方面的束缚就多得多， 使你几乎寸步难行。”这一方论表面上有点民族虚无主义，其实却是对中国同性恋处境的真实感觉。
他还悲怆地说：“一个一个结婚了，一个一个不得不同时扮演他们不愿扮演的双性恋的角色，一个一个在心、性和情感逐步枯萎中走完人生。不敢爱，没有权利爱，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地爱，这就是中国同性恋的悲哀。”
“有时我在公共场合总想把手搭在性感男人的肩上， 总是克制自己这种欲望，怕人家说自己神经有毛病，其实我认为自己是正常的，不正常的倒是生活中人们对同性恋者的态度。由此我想到了西方人的生活环境，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羡慕那里的同类，他们不必像我们这样战战兢兢、畏畏缩缩地生活着，他们可以活得很自由，也很自信。 ”
在这里，中国的同性恋者有一个误解，以为西方社会完全接纳了同性恋，同性恋在那里可以自由自在地表露其性倾向，其实，大多数西方社会也只是部分地接纳了同性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西方社会中人对同性恋的知识比较普及，有时人们反不如在我们的社会中“自由”，比如，对于不想让人看出自己是同性恋的男人，上街就不能挽男人的手；在中国，由于大多数人对同性恋茫然无知，倒可以手挽手而不至于因此暴露性取向。当然，从目前社会对同性恋的宽松程度看，中国远远不及西方，被别人视而不见而苟且得到的自由与社会的正式接纳显然是两回事。
关于挽手的问题， 调查对象还提供了这样一个事例：“我有个同事刚刚结婚，是个复员军人。他不是同性恋，可他每次跟我在一起都要挽我的手。我说你干嘛这样？ 不要这样。他说他习惯了。”
改革开放之初，有西方记者到北京来，看到满大街男人搂着男人的肩膀，女人挽着女人手，大为惊异，写了篇报导说，同性恋在中国十分公开而自由。这是一个典型的文化误解：中国与西方在同性之间身体接触规范上的差异被他们误解了。我们生活在这个文化中的人当然知道，这远不是同性恋，中国人在同性恋问题上还相当innocent（天真烂漫），勾肩搭背的人们很可能不仅不是同性恋，而且可能对同性恋这回事一无所知。费孝通曾描绘过中国乡村的人特别注重“男女大防”，因此同性之间会保持一种极为亲密的关系的情形，这的确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
比较系统思考过“公开与否”这一问题的一位“老年同性恋者”提出了“三不主义”，其中之一就是“不露”：
“不轻易显露性取向。在某些性开放的国家中，人们常用单侧挂耳环来显露自己的性取向，便于人际交往。但在'谈性色变'的国度里，在艾滋病流行的时代里，同性恋者一般还是以随大流为好，不要轻率地标榜自己是同性恋者，更不要参与可能传播性病的高危活动。当然，不婚独身也是一种显露，但面对那些性无知者的挑衅，沉默不言基无可奉告是最高的轻蔑，最好的回答。对于热衷于探听和传播别人隐私的小人，只有'横眉冷对'才对得起他。”
一位大学生以社会地位作为自己不能公开身份的原因， 他说：“我这样谨小慎微，并不是以自己为耻，如果我现在是一们羽翼丰满的科学家，我会毫不犹豫地公开自己的秘密，以洗刷社会对我们的误解。正因为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上有父母师长，下有同学朋友，而且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我所热爱的事业要干，所以才不得不处处小心，否则我的赖以生存的小小的卵壳就会被打得粉碎，这是我最怕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另一位则是以怕亲友为此“受苦”为由决定隐瞒自己的性倾向的：
“我自己不怕公开（性倾向），但要考虑父母兄弟姐妹。如果我家乡的人都知道我是同性恋，我就会觉得对不起他们，很内疚。我想保密到父母过世。在中国走这条路很艰辛，我不希望兄弟姐妹为此受苦，不希望父母为此受苦。另外还有传宗接代的压力。”
“作为同性恋者， 我不太在乎别人最终看出我是同性恋，甚至有时我想故意去暴露以求一种奔放的快感。可我不能做！我有父母，他们望子成龙；有兄弟，他们还以我为榜样呢！我还有亲戚，有单位。我不仅被洗了脑，也得顾及现实，所以即使有法律保障，也不见得要自曝光于街市。”
有的同性恋者表达了渴望让家人了解自己的愿望： “听了《喜宴》 中gay boy（同性恋男孩——作者注）向母亲坦白自己性倾向的道白台词，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和激动，真想将它转录下来寄给母亲，因为至今我仍然生活在对家庭亲人老师朋友的大谎言之中。但是，我认为现在我还没有这样的勇气、决心和能力。可能在我的头脑中，最主要的勇气、决心和能力并不源于自己的内心体验，而是来源于另一个他！因为我至今还没找到Simon（《喜宴》 中的人物——作者注）这样的伴侣，以我孤身一人漂泊的身份，我根本无法面对最低限度要面对的谎言拆穿后的局面。我必须要有另一个人坚定地勇敢地和我站在一起， 而且也要像Simon一样爱得让世俗的人也不得不感叹和羡慕。”
另一位同样看了《喜宴》 ，却认为不能告诉父母，让他们分忧：“我看过电影《喜宴》。也许伟同（男主角——作者注）是幸运的，他的父母可以接受现实。我不会跟父母摊牌，即使是他们觉察出有点苗头，都要抵赖。我不能把我应该承担的东西推向他们。”
“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这种倾向，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增加他们的负担。我自己来承担吧。我翻来覆去想，我的一生只能是个悲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同性恋者都不会主动让亲朋好友了解自己的真实性倾向，例如，下面是一个主动寻求家人理解的事例，它说明，在有些家庭中，同性恋者主动让亲人了解自己的性倾向是一个可供选择的作法，其效果常常是好的，有助于缓解孤独感：
“我22岁那年，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我以一封信的形式，向爸爸说明了我的情况。爸爸当时如五雷轰顶，天塌地陷，所受的打击极大。我和爸爸是一起哭到天亮的，那是个撕心裂肺的夜！之后的日子，他无时无刻不在我身边，开导我，劝解我，告诉我人生的路有很多不必强求什么，一切尽可顺其自然。不难看出，他的心和我一样痛楚，甚至还有过之。他认为他有责任，他有负疚感，我劝他不必这样想。爸爸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的心理压力。但我的压力时至今日仍很重。当然，这压力多半来自自己，似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