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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美国，甚至近邻韩国远邦非洲大陆那些苦难的兄弟国家，近年时常掀起“中国年”的高潮，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要不要召开一次联大会议，也来抵制一下中国的文化侵略？
再往远处说，历代文明的发源地，恒河文明、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文明皆曾断代，甚至消亡，唯独我华夏长江黄河文明得以延续并兴盛不衰，即便是当初小日本在中国领土上实行“三光政策”、“殖民统治”多年，也不曾同化咱文盲的人民，反倒是台湾阿扁这样的法律学博士成为民族的败类历史的罪人，个中缘由，我想博士们应该比我更清楚。
其实，我对博士一直是充满景仰的，用宋丹丹大妈的话说就是“你太有才了。”但自从前些时间又以北大、清华等十所知名高校的却还是一点也不知名的十个博士哥发起的“消灭于丹”的革命运动之后，我对博士仅存的一点好感灰飞烟灭。先是所谓的“博士精英们”群起呐喊要废了我泱泱大国数千年的中医，接着又是举着令旗，招兵买马去打到这个推翻那个，接着以道德家的高姿态，以“匹夫之责”联众抗击西方文化侵略，最后又声嘶力竭地嚷着要取缔大学的中文系，我对博士们的这些超常思维和行动，第一个想到的现实问题是：国家又应该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灭犬运动了，疯狗乱咬，容易伤及无辜，坏了我和谐社会的建设。按理说，博士的智商是我等草民无法比拟的，但从最近博士们的系列“革命”言行举动中，我发觉这些博士哥要靠服用西方的伟哥才能勃起的时候，才终于明白一件事。有次去一家幼儿园采访，问一个可爱的小女孩长大是否当博士，小女孩天真的告诉我：我爸爸说，我现在就比博士聪明，但我爸爸却不让我以后成为博士，因为成为博士后，智商就会回到懵童时代。
我感谢我那充满远见卓识的老父，更感谢收费一年比一年高的大学，让我没机会成为博士，否则，一代酒坛英雄、麻坛高手、记协浪子、民间俊杰就会让大学活活地给毁了。
正在胡思乱想间，新郎新娘端着酒杯满面春风而来。新娘娇滴滴地说：谢谢屈哥，多喝点，醉了再写点杯酒文章，让我们乐乐。我看着美丽的新娘，一时激动，竟然说了如下新婚祝福：
愚人节结婚，你们太有才了，真是大智若愚。我希望他日你们的孩子，千万不要让他成为博士，以免愚弄别人，同时被别人愚弄。要学屈默，混到大学就是人才了，再混就是蠢材，浪费钱财。
2007年4月1日深夜屈默于广州
《金鹰报》约稿文章
中国文学奖为何办成廉价节目？
当备受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大奖尘埃落定之后，咱们自己特色的文学大奖就开始粉墨登场了。我之所以称作有中国特色，主要是刚刚谢幕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传来令人称奇的好消息，泱泱大国居然有32位作家一起获奖。一直以来，诺贝尔奖是咱们国人的一个心病，想我泱泱大国，灿烂文明五千多年，却屡次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这多少让好面子的国人脸面有点挂不住。于是，咱们自己的文学奖就千万不能马虎草率，要奖就奖一大片，以此证明咱泱泱大国并不缺巨笔如椽的文学大奖，而是那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有眼不识泰山。看咱们32位一起获奖的作家，要是一起站在领奖台上，那场面和阵容，足可以让诺贝尔文学奖那帮评委们感到羞愧，咱们随便颁个奖，能获奖的起码就可以组成一个加强排。即便是咱们另一个高规格的矛盾文学奖，自颁奖以来，有哪次低于至少3人以下者获奖？
一直以来，文艺界艺术届似乎就有个好传统，共同发展，共同获奖，颁奖结局总是皆大欢喜，一片祥和。近几年的百花奖、金鸡奖，几乎都会生出“双黄蛋”，最佳男女演员奖肯定不能一个人独占。所以咱们搞文学大奖，也不能破坏了这个行规，要黑就黑一个，但要红肯定是全线飘红。本届鲁迅文学大奖，32人豪华获奖阵容，不但场面壮观，而且奖金也比往年有了很大提高，提高了多少，据说还是让人拿不出手。
人多有时并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比如本届文学奖获奖人数一泛滥，什么都会大打折扣。我敢说有不少获奖者捏着拿在手里的那点奖金，肯定有几番滋味在心头。中国文学奖泛滥，奖金却不高，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实。据一些媒体透露，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奖金只有两千多元，坊间不少人感叹，中国文学大奖也太穷了，区区两千元的奖金，还不敌诺贝尔奖金的半个零头，这个奖是不是太不值钱了？但这个猜测很快就被一位评委给予反驳：这一届奖金是一万元，在全国各文学奖项中是中流水平，去年底《当代》杂志社还设立零奖金的文学奖呢。评委“辟谣”的言下之意，鲁迅文学奖还算是大奖了，比起那些二三流的文学奖来说，奖金已经算是中流水平了。事实上，老百姓对中国式的文学大奖奖金是有很多诽议的。让天下觊觎的诺贝尔文学大奖，在全世界一年只奖励一个人，为什么诸如鲁迅、矛盾、老舍等这样的官方文学大奖就不能集中所有有限奖金，去真正奖励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家？一个2年颁奖一次的鲁迅文学奖，一次就可以奖励32个作家，就算是每个获奖作家奖励1万元，加起来也有32万元，如果这32万元去奖励一个作家，是不是会更让人关注？更令人期待？
遗憾的是，国内的这些所谓文学大奖，往往都是“无人喝彩、无人争鸣”，备受冷落。究其原因，姑且不论大众对文学奖项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单就文学大奖那点不值一提的奖金就让人打不起精神。一个只注重获奖人数，却没有真正去体现一种大奖实际价值的文学大奖，终究显得尴尬。当白菜萝卜唾手可得的时候，即便是再有营养价值，也不过是餐桌上的一碟可有可无的小菜。文学大奖如果不能体现自己的现金价值和模范价值，即便是拉再大的虎皮，也会让人觉得是草台班子式的表演。
西方的龚古尔奖和塞万提斯奖，获奖者都只是一个人，而咱们弄出的几个文学大奖奖金寒碜也就罢了，却偏偏还要去凑人数，搞均衡，不叫穷才怪。中国目前文学奖最大的积弊，借用文学评论家何三坡在博客中的一句有些俗气却很在理的点评加以注释，他将文学比喻成一个受辱的姑娘，“被一个叫作协的警察逮住了，关进一间铁屋子，门上挂着鲁迅的牌子”，“但凡摸了大腿的，就能得到几十万的奖赏”，于是“有好几个省的作协，都想来摸。”
谁都想摸谁都可以摸的文学大奖，终究只能算是一个可以供大众廉价娱乐的节目，不能成为一个人人期待的伟大节日。
2007年11月22日夜屈默于广州
《金鹰报》约稿文章
刁民是社会的希缺资源
人有时走红，就跟女人怀孕一样，有些始料不及，甚至有些不可抗拒。“最牛钉子户”重庆居民吴苹随着好事者在网上发布的那幅“大海孤岛”似的拆迁房照片，突然一下子就红了，红得让人有些哭笑不得，更多的是一种莫名的无奈和悲哀。吴苹女士也因此被政府和开发商授予“刁民”的“荣誉称号”。
在我的固有思维中，大凡刁民者，都是与政府对抗的牺牲品，就如不少网友评价的那样“螳臂当车”，其结果用香港巴士大叔的话说，就是“后果很严重”。事实也是如此。法制的阳光总希望普照众生，但一些地方官员总是打着维护国家和公众利益的旗号，以人治代替法制，一叶障目，往往遮蔽了法制的阳光。最近这几年，关于城市拆迁的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案件屡见报端，不少政府眼中的刁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些被逼跳楼，以死相抗，一些誓死不从，上访到底，结果被无端关押，甚至含冤而去。
“刁民”抗争的结果，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甚至生命，但往往会推动法制进程向前迈进一步。当初打假英雄王海是大家公认的骨灰级刁民，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唤起了老百姓的自我维权意识，让《保护消费者权益法》有了存在的意义。同时，我一直私下认为，要不是刁民王海“捣乱”，恐怕12315协会早就集体失业了。所以刁民是我们时代进程的推动者，也是社会的希缺资源，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
当下争论了像三峡工程一样漫长的《物权法》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