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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比满的这封信带给贾纳斯的，却是难以抑制的兴奋和火热般的激情。贾纳斯决定亲赴台湾，对“北京人”查个水落石出。当然，他在向夏皮罗大讲去台湾的必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请夏皮罗博士为他写上一封去台湾的推荐信。
两天后，贾纳斯带着夏皮罗的推荐信和几位随从，匆匆飞往了台湾。
由于“北京人”本是台湾和大陆的同一祖宗，台湾科技界对“北京人”的丢失同样深感惋惜和痛心。所以贾纳斯到达台湾后，凭借着手中夏皮罗为他写的推荐信，再加上近一时期来他在美国寻找“北京人”的一些影响，因而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台湾当局对他在台湾寻找“北京人”的活动极为重视，科学界还专门派出有关人员，陪同他到所有存放化石和可能存有化石的地方进行了周密的调查，并对寻找“北京人”的资金方面也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遗憾的是，正如夏皮罗所料，贾纳斯通过几天的寻找，在台湾历史博物馆没有发现真正的“北京人”化石，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未找到“北京人”新的线索。但贾纳斯并非一个什么事情都可以轻易罢休的人，他认为既然已经到了台湾，就不能悄然无声地回到美国，而必须继续调查下去，直至“北京人”有个结果为止。
于是，贾纳斯马上在台北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他向听众介绍了他的中国大陆之行和在美国寻找、追踪“北京人”化石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下一步寻找“北京人”的宏大计划。最后，他还向台湾各界人士发出强烈呼吁，希望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共同拯救这伟大的国宝！”
贾纳斯极富吸引力的演讲，倾倒了在场的听众。台湾的各种新闻媒介，当即以最快的速度作出了反应。当时的《中国新闻报》、《中国邮政报》率先推出了这样一则报道：
美国芝加哥银行家、“希腊遗产基金会”主席贾纳斯先生，为寻找失踪的“北京人”下落，已决定把酬金提高到15万美元。据悉，贾纳斯先生在众多的线索中已选择出了最重要的一条：一位名叫阿拉克斯的俄裔美国人，1938年至1945年曾在上海教授生物，他告诉贾纳斯说，“北京人”化石被一艘俄国船运往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去了。这对贾纳斯来说，无疑是一条极其重要的新线索，贾纳斯已指派“希腊遗产基金会”的一名会员到雅尔塔调查此事。
几乎与此同时，台湾别的许多家报纸也都相继报道了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消息。有一家报纸还如此宣称：“贾纳斯先生在台湾已会见了400多人，发现了395条线索。”
寻找“北京人”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台湾大众的瞩目，许多关于“北京人”化石的线索，源源不断地传递到了贾纳斯的手里。而贾纳斯也乘机借助这些新的线索和消息，不断扩大事态，使寻找“北京人”的活动在台湾逐步升级。于是，小小的孤岛台湾，很快刮起了一股寻找“北京人”的旋风。
然而，热闹是热闹，“旋风”过后，依然没有什么结果。据贾纳斯自己说，此次台湾之行，线索虽然很多，但几乎“没有一条线索取得了成效”。
最后，贾纳斯把自己的名声留在了台湾，带走的则是一大批热心寻找者捐助的资金。
就在贾纳斯客住台湾大出风头，各界人士为此喧哗不已时，当年魏敦瑞的秘书、现在已成为太太的息式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终于走出了自己20多年来几乎与世隔绝的寓所，来到自然历史博物馆，亲自登门拜访夏皮罗先生。
息式白拜访夏皮罗的目的，自然也是为了“北京人”。
从有关资料获悉，息式白于1947年离开北平协和医学院回美国纽约定居后，先是在一家公司担任经理秘书兼翻译，随后辞掉工作，自己办起了一个咖啡馆，自任经理，却不主管经营。从此，息式白深居简出，不问政事，除了偶尔照管一下生意上的事情外，大多数时间都用来撰写自己在中国的回忆录了。对夏皮罗和贾纳斯寻找“北京人”一事，息式白一开始便注意到了，并一直在自己的关注之中。这不仅仅因为她是这个事件中的一个角色，并为此吃够了苦头，还因为她正在撰写一部关于“北京人”失踪一案的纪实小说，所以哪怕是有关“北京人”事件的点滴消息，都会引起她极大的兴趣。当息式白从夏皮罗那里得知那个和贾纳斯会面的黑衣女士忽隐忽现时，也在苦心孤诣地思索着这个黑衣女士的真实身份和可能居住的街道，并为此几乎动用了自己所有记忆仓库和想象的才能。但由于她所掌握的线索毕竟少得可怜，最终还是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然而，就在昨天晚上，当她偶然翻阅从中国带回的书信时，一封早已发黄的短短的信笺却一下触动了她敏感的神经。她一连将此信阅读了三遍，又经过一番回忆与推理，而后决定拜访夏皮罗先生。
息式白和夏皮罗简单寒暄几句之后，便从包里取出那封书信，送到夏皮罗的手上。这是一封纸页发黄并且多有皱褶的信，字迹虽然有些模糊，但夏皮罗还是能够看得清楚。息式白小姐：
不知道你是否还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如果你还在并能收到这封信，对于我来说则是最幸福的事了。你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和我们在一起的那段生活，我做梦都想回到北平和你及乔治蒂·赫本他们团聚。但是，战争使我们远隔万里而不能相见，这是多么令人痛苦的事情。好在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相会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我和其他的队员一样，现在在关岛医院休养，待休养之后将回到美国本土。这里当然比战俘营好多了，食品丰富，有热水淋浴，逍遥自在。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后，看到这里净是白种人，街上没有黄包车，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新奇了，也太不习惯了。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我们将很快恢复健康，重返家园。
息式白小姐，你能告诉我乔治蒂·赫本小姐的住址吗？我给她写了无数次信，但都没能见到她的回音。我现在迫切地需要和她联系，因为在她那里还有我的一份东西，一份极为珍贵的东西，我要让她还给我。如果你知道她的住址并能转告于我，将十分感谢。希望不久将收到你和她的来信。祝好！
你的朋友斯耐德尔
1946年2月17日
夏皮罗看完后，不解地望着息式白，问：“这能说明什么呢？”
“是的，仅凭这封信，是不能看出什么的，但是如果当你了解了斯耐德尔和乔治蒂·赫本的情况后，也许您会兴趣大增。”息式白解释说。
“那就请你先谈谈吧！”夏皮罗说。
“赫本和斯耐德尔都是我在中国时结交的美国朋友。”息式白缓缓说道，“赫本在一家商行工作，主要充当中美双方生意上的中间联络人。斯耐德尔是驻北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也就是1941年12月4日开着卡车到协和医学院拉装有‘北京人’化石箱子的那个海军上士。据我当时所知道的情况，赫本与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的一名职员和斯耐德尔都同居过，而斯耐德尔与北平协和医学院一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关系也十分密切。在这名中国女职员任讲解员期间，曾经带斯耐德尔到实验室看过‘北京人’化石。这就是说，美国驻北平公使馆的职员以及赫本、斯耐德尔、中国女职员这4个人，均有单线联系或者彼此都相识。由此可以推论，他们4人都可能知道‘北京人’化石和转运的时间以及这批化石的价值。当然，这些情况还不能令我们怀疑他们参与了‘北京人’事件，只是当我重新发现这封信并为此思考时，又让我想起30多年前我未放在心里的一些事情。”
“什么事情？能讲讲吗？”
“当然可以。”息式白说，“1941年12月4日那天，当斯耐德尔驾驶卡车来到协和医学院的装货台时，他按响了汽车喇叭。当时我正在靠装货台一幢楼房的二层房间里做事，听到喇叭响声后我向下看去，斯耐德尔正从汽车驾驶室跳了下来。
“当我走出房间欲回实验室时，看到货物包括装‘北京人’化石的箱子都装上了汽车，并且盛化石的箱子放在了汽车的最后头。因为我对这两个箱子比较熟悉，一看就知道是装‘北京人’化石的那两个。同时我还看到那位姓张的中国女职员正站在汽车旁和斯耐德尔说着什么。因为他们是亲密的朋友，我当时没有想得更多，只是急着处理自己的事务去了。
“那天，我记不清从实验室出来要上街办一件什么急事了，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