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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贾纳斯尽管听说过中国的“北京人”，但对其科学的重大价值和意义却知之不多；而对“北京人”的发现、发掘，乃至丢失等一连串的故事，更是知之甚少。通过这次参观，使他大开了眼界，大长了见识，对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从陈列馆出来后，意犹未尽的贾纳斯借休息之机，又请该博物馆的馆长给他详细讲述了“北京人”失踪的经过。
馆长以极其痛心的心情讲完后，还很诚恳地对贾纳斯说：“贾先生，你回国后还请督促你的政府帮助寻找‘北京人’。我确信这批化石还在世间，也许就秘密藏在美国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当然，我的意思并非是说‘北京人’就肯定藏在美国，但它是在美国人手中丢失的，却是勿庸争辩的事实。我们有1941年12月美国人转移‘北京人’时留下的收据。”也许是贾纳斯为“北京人”的故事所感动和吸引，也许是为了加强中美友好的关系，贾纳斯当即向馆长表示，回国后一定想法把中国的这层意思，转告美国有关部门，而他自己本人，也一定尽最大努力，力争找回“北京人”。
“北京人”的重要性和中国人对它的格外关注，使得贾纳斯一返回美国后，便全力投入到寻找“北京人”的行动当中。一天，他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突然看到了夏皮罗刚刚发表在《自然历史》杂志上的《奇怪的“北京人”化石》，才得知夏皮罗博士是一位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并一直在寻找“北京人”的下落，于是便冒昧地给夏皮罗打去一个电话，说自己刚从中国回来，得到了一些“北京人”的信息，愿意和他交换一下意见，并约他共进午餐。
夏皮罗尽管与贾纳斯素昧平生，从不相识，但一听说有“北京人”的消息，便爽快答应了。于是二人很快见了面。在愉快的午餐过程中，贾纳斯将自己这次在中国调查“北京人”的情况向夏皮罗全盘托出，并希望在寻找“北京人”的过程中，能得到夏皮罗的帮助和指点。夏皮罗听后非常高兴，进一步向贾纳斯强调了“北京人”的价值和意义，并鼓励贾纳斯一定要把寻找“北京人”的事坚持做下去！
于是，贾纳斯回国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在会上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并特意强调了中国人决心找回“北京人”化石的迫切心情。最后，他还以他宏大的嗓音当众宣布了一个惊雷般的新闻：“如果有人知道中国‘北京人’化石的消息，请尽快通知我，我将以5万美元的酬金作为悬赏！谢谢诸位的合作！”
第二天，美国新闻界便纷纷报道了贾纳斯召开新闻发布会议的消息以及悬赏“北京人”知情者的美金数字。极具声名的美国《时代生活》报，还专门为此设立了一个“北京人信箱”，并发表了贾纳斯的一段内心独白：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把我选做中间联络人，并且我自己突然决心探求我们这个时代最异乎寻常又最令人困惑的谜底。但我确信，即使没有我的参与，这批伟大的珍贵的文化遗产依然在人们心中永久不灭，并由此产生重新寻回的欲望之火。因为，“北京人”不仅属于中国，它更属于世界，它是全人类的精神和文化财富。
我感谢每一位了解“北京人”化石情况的人对这历史性的搜寻所做出的努力和表现的热情，哪怕我们的人民对这一搜寻提供点滴的相关和不相关的信息，都是值得感谢的。
让我们行动起来，重新寻回这一离去了30年的人类共同的祖先。“北京人信箱”热切地期待着那个将震惊于世的伟大时刻的到来……
很快，“北京人信箱”便收到了数百人的信函和电话。这些信函和电话稀奇古怪，形形色色，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一位中学生不知是出于对父母的愤恨，还是出于对寻找“北京人”事件的嘲讽，首先寄来了一封令人捉摸不透的信：“你们可以把我的父母拿去，可以白送你们，不要钱。”信的署名是“夏伦·波莱。”
华盛顿一位姓萧的先生在来信中说：“我有一位在台北当高级官员的朋友掌握你们要找的‘北京人，化石，如果能出15万美金，我愿意当中间人，从中抽取25％的酬金。”
一位叫艾力斯的小姐在来信中说：“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北京人’化石在菲律宾马尼拉，如果先付给我7．5万美元，我将提供化石所在地。”
加利福尼亚州的艾斯特里拉夫人在来信中说：“我近来心神不定，当手握《时代生活》时，就产生一种强烈的特异功能，这种特异功能使我透过时光和空间，看到了‘北京人’。‘北京人’向我含泪诉说自己在天之灵不能安息，除非把它送回祖国。‘北京人’选择我把这个希望代转给‘北京人信箱’，只要《时代生活》将5万美元的支票寄给‘北京人’合法的代理人艾斯特里拉夫人，‘北京人’将答应讲出它目前的隐藏地。”
一封来自印第安纳拉法莱特的信，署名是西穆斯·米勒神甫。这位神甫在信中用极端尖刻的语言指责贾纳斯提出用一笔酬金来寻找“北京人”，是故意在制造骗局，以此愚弄美国公众。西穆斯神甫还在信中扬言，要向美国当局控告贾纳斯和《时代生活》。
还有一封来信是红色信封，从上面的邮戳来看，此信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开西米，复信地址是“金三角”，信封下面画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龙，信上的字用描金写成。
其内容是：“把我们伟大祖先的遗骸迁移到一个秘密地点是我一手策划的，为的是不让任何一个野蛮的民族和野蛮的人对它进行亵渎和毁坏。我郑重宣布，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请立即停止你们的搜寻，否则，将大祸临头，招来举家灭顶之灾。”信的署名是“龙夫人”。
在所有来信中，最具恐怖色彩的是这样一封：“既然你们胆敢搜寻‘北京人’，就要把它搜寻到，否则，你们的人将遭到暗杀，《时代生活》办公大楼将被炸掉。凡参与搜寻‘北京人’的一切机构和人员，将从地球上统统消失。”信的署名是“人间老人”等等。
面对这些或轻率或浮浅，或严肃或认真的来信，贾纳斯没有丝毫的震惊和困窘。因为这一切，正是他所希望和渴求达到的社会效果。
据有关资料透露，早在贾纳斯从中国返回美国的飞机上，他就想到了如何巧妙地利用寻找“北京人”的事件，提高他以及他所领导的“希腊遗产基金会”的知名度。新闻发布会的召开，即让美国政界要人看到了他正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为中美友好关系做着努力，同时也让中国方面了解到了他贾纳斯是如何信守自己的诺言；不管寻找“北京人”的最终结果如何，他贾纳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都是一种谋求全人类利益的良好形象。
于是，贾纳斯的名声几乎同当初“北京人”化石的发现和遗失一样，很快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希腊遗产基金会”也由此不断收到一笔笔可观的“赞助”经费；而贾纳斯作为一项文化专题的发起人，这一时期也在公众场合频频抛头露面，出尽风头。他想，既然帷幕已经拉开，这幕“戏”无论如何也得“演”下去，直到剧目的尽头。至于剧终时如何向热情得近乎疯狂的观众“谢幕”，则是一件用不着现在过多考虑的事情。
1972年6月9日上午9时左右，暂时寄居在纽约哈佛俱乐部的贾纳斯刚刚活动完身体，正在兴致勃勃地阅读一份晨报，客厅的电话突然响了。
62岁的贾纳斯尽管手脚显得有些迟缓，但还是急忙放下手中的报纸，迅速拿起了电话。近一时期来，他的电话骤然剧增，而这些电话无疑都是关于寻找“北京人”的。不过，令贾纳斯颇感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电话为他提供了他最想得到的线索，所以他希望今天这个电话能给他带来好运。
果然，贾纳斯刚拿起电话，话筒里便传来了一位略略有些沙哑的女人的声音，这声音虽说并不十分的温柔，却显得有些神神秘秘：
“是贾纳斯先生吗？”
“是的，我是。”
“贾纳斯先生，我是……”
对方刚说了一句，便突然停住了。
凭从话筒里传来的一种信息，贾纳斯感到今天这个电话的确有点与众不同，至于怎么不同，又说不出来。
大概过了几十秒钟，对方才继续说道：“贾纳斯先生，我是原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位队员的遗孀。我的丈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