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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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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真实,对社会没有危害,什么新闻都可以刊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你们不用负责任,打官司坐牢房,归我去!”
  1937 年3月止,中国各种民办报纸已有1518种,公、私营电台78家,公私营通讯社520家,其中绝大多数为私营。著名的通讯社如国闻通讯社、申时通讯社,著名的报纸如《申报》、《大公报》、《国闻日报》,著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均为私营。
  南京沦陷当天,日本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要求所有中文报纸发行前必须送审。《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宣布:“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无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惟有这三个字——不投降!”
  张学良同意当年《大公报》王芸生对他发动西安事变的评价。王芸生在《大公报》上这样写:〃明白的人不用辩,胡涂的人辩什么?〃〃换了任何人都会这样做!〃
  抗战行将结束时,黄炎培访问延安归来,写了《延安归来》一书,极力讴歌延安和毛泽东,引起强烈反响。他还趁热打铁,发动了拒绝国民党自1931年就开始实行的报刊图书审查制度的“拒检运动”。他公开表示:“这叫做‘吃了砒霜药老虎’,一定会拼个鱼死网破的!”经他登高一呼,国统区各大城市的新闻文化团体纷纷响应。经过与政府近两个月的冷战后,这些书生们取得了胜利,政府被迫撤销了对新闻和图书的检查。
  抗战刚一结束,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先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新闻检查不仅有掩饰罪恶,包庇顽邪的作用,还会使政府与人民都受了蒙蔽。……有新闻检查,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新闻检查的后果是领袖神圣化,只闻谀词,身入云端,政府一切好,绝对无错,在政府的文告里,永远责备人民,而不自检,于是久而久之陷于腐化无能而不自知,至于否定民主,远离人民。
  1944年,迁至成都的燕京大学请王芸生前去讲演。此时已担任《大公报》主编的王芸生告诫大家:如果你因为讲真话而获罪,被“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子,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是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1942年冬到次年春天,河南、广东大灾荒,导致3000万河南人死了300万,广东也饿死300万。 1943年2月1日,《大公报》以《豫灾实录》为题报道了大灾荒。王芸生奋笔写就《看重庆,念中原》,第二天作为社论刊出。蒋介石看了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大公报》停刊整顿三天。
  王芸生说:新闻记者这种职业,就现在的情形看来,似乎人人都可以干,但要干得尽职却不是一件容易事。一个能克尽厥职的新闻记者,他须具备几种异乎常人的条件:他须有坚贞的人格,强劲的毅力,丰富的学识;对于人类,对于国家,对于自己的职业,要有热情,要有烈爱,然后以明敏的头脑,热烈的心肠,冰霜的操守,发为“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勇干精神,兢兢业业的为人类为国家,尽职服务。
  张季鸾有〃新闻奇才〃之称,他曾有《杨将军不写九宫格》文,记杨虎城将军因西安事变而遭囚禁中的一段历史:〃将军获遣三四年,以生龙活虎之人,在花朝日夕之时,处穷乡僻壤之地,苦闷无聊,可以想见。左右因便进言:何不以习字为功课!习字能养性,得静中之乐也。将军深嘉纳之。于是集白羊之毫,折九宫格子,日书百十字。初患格小字大,字正格斜;积旬日,及稍稍有规矩,颇以自喜。左右有谀之者曰:佳哉,将军几入格矣!将军闻言,忽有所感,则大怒,裂其纸,并墨砚而碎之。左右方惊无所措。将军乃慨然云:我人已在格子里,愁苦不可解,今并我字亦入格耶?我固有罪,我之字无罪也,我何必使字失自由?从此将军不复习字,苦闷无聊,遂一如往昔。〃人称〃这样的文字,可与《史记》媲美〃 。
  1941年5月,《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奖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荣誉。张季鸾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
  张季鸾看重记者的作用,他对徐铸成说:〃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美国的总统候选人不是有许多曾做过记者的吗?〃他又说:〃我们报人不可妄自菲薄,报人的修养与政治家的修养实在是一样,而报人感觉之锐敏、注意之广泛或过之。〃
  1938年4月,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馆,张季鸾认为一个合格的报人要写社评、编稿件、做标题、拼版、看样,样样都拿得起来,不仅要能跑,还要能坐、能熬。张赏识范长江的才华,也有意培养他、让他磨练一下,所以当他提出做〃要闻版编辑〃时,就答应了。没想到他只值了两天夜班就大发牢骚,对王芸生说:〃我不能这样出卖我的健康!〃向来温厚待人的张季鸾先生十分生气:〃出卖健康?我们出卖了一辈子健康,从来没有怨言,他只做了两天就受不了,叫他走!〃
  徐铸成说,张季鸾的文章之所以常常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在于〃字字句句,朴质沉痛〃,就在于他不仅有见识,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同时也在于他的〃笔锋常带感情〃。俞颂华在评价王芸生文章为世人所传诵时也说:〃他富于热情,所说的话,常能打入读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终能动人心弦,不致与无党无派的民意脱节。〃王芸生自己在《新闻记者怎样立言》中说:〃要热情,才能使'笔端带有感情',才能在笔下表现文字的生命和活力。〃
  《大公报》总编张季鸾学识渊博,交游广泛,三教九流,无所不包。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海上闻人杜月笙赶赴重庆,扶棺痛哭,连声呼叫:“四哥!四哥!”悲痛万分,如丧考妣。病重期间,蒋介石曾亲往医院探望,蒋氏唁电有“握手犹温”之句,挽联曰:“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
  作为大出版家,王云五跟张元济不同。张是纯粹的夫子,搞出版仍关注一个〃学〃字;王云五不然,他着眼于一个〃商〃字,有人说他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出版商。他自承:〃出版事业犹如开饭馆,要饭馆出名,必须要有名厨,厨子比老板还重要。他要拥有支配全饭馆饮食的全权,才能端出来精彩的菜肴,以飨食客。出版家最好是读书人,书读得博,不一定要专,这样才能推出各类可读的书。〃
  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这八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碰蒋,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祯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除“党报党刊”外,读得最多、最用心的报纸就是《大公报》。直到1958年,毛还对吴冷西说:“张季鸾摇着鹅毛扇,到处作座上客。这种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观察形势的方法,却是当总编辑的应该学习的。”
  1948年,王芸生应毛泽东之邀赴解放区,行前,他专门找来《解放日报》,翻看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文。看后感慨说:“这就要挨枪子儿啊,那我过去岂不是要挨800个枪子儿?”
  1945年,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举世瞩目的和平谈判。期间,他曾两次约见王芸生,单独交谈甚久。后来大公报馆回请毛泽东,宴会后,毛当场为《大公报》题词:为人民服务。
  1933年,离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事。《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后来回忆鲁迅的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施也〃有点踌躇〃、〃不敢决断〃,〃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读后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毅然决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
  成舍我办报多经磨难,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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