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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统统是“玩物丧志”，因而受到排斥。其二是国人似乎对于仪文有一种
天然的抵制能力，历来“圣贤”在不断地为一些活动制定各种仪文规范，而
执行者们也在不断地破坏这些仪文规范。这可能与道家反对礼仪束缚、倡导
返朴归真思想的影响和近世游民激增有关（游民失去了角色位置，自然轻视、
甚至敌视各种礼仪规范）。这种情形以近百年最为剧烈，传到现在弄得小学
生几乎连鞠躬都不会了。因此像日本茶道那样繁琐苛细的仪文，即使在中国
建立起来也会被破坏殆尽的。其三是明清两代的茶人们所奉行的饮茶生活艺
术只是自娱性质的（中国传统艺术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这个特点），没有日本
那样以推广茶道为己任、以娱他人为目的的茶人，这使得文人士大夫们设计
的饮茶仪文不仅不能日渐丰富，反而很快便成为《广陵散》，绝而不传。这
是中国茶道终于不能形成的基本原因。
酒在文化史上地位的变迁
今天，人们较能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酒了。对于它的美与恶、优点与缺
点、对人类的贡献与危害都能有个正确的估价了。人既不盲目地痛恨酒、排
斥酒，也不毫无保留地推崇酒、赞美酒了。可是在过去，在科学尚未昌明的
时代却不是这样的。
酒是先民在饮食方面的一个伟大的创造。它是人工制造的第一种迥异于
自然风味的食物，大约产生于夏朝初年或更早。《藏本》说：“仪狄始作酒
醪，变五味。”仪狄为大禹的近臣，也是善于烹饪的厨师，他把自己发明的
酒献给禹，“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
旨酒”（见《战国策》）。这就是当时人们对它的认识。一方面人们欣赏它
的美味，誉之为“天之美禄”；一方面认为它会导致破家亡国。为什么会如
此贬斥酒呢？这反映了先民的文化意识。
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暴风雨》中象征着原始力量的怪物卡力班，
初尝酒味，觉得妙不可言，以为此味只能天上有，给他酒喝的自然就是自天
而降的神仙了。中国的先民大约也是如此感受。因此，酒初行世，人们趋之
若鹜，只要有力量者，无不将饮酒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娱乐手段。刘向《新序》
记夏桀因滥饮亡国事。他造瑶台“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牛饮者三
千人”；商最后君主纣的罪行几乎与夏桀如出一辙。《史记》记载：说纣“好
酒淫乐。。于是使师涓作新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最（聚）乐于河
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酒池肉林，滥
吃滥饮，极饮宴之乐，殷纣的罪行可以说是夏桀的再版。这些不能不引起周
朝统治者的关注，他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时就认为，商之所以灭亡就在于统治
者们酗酒作乐。这不仅使得百姓下民不满，而且招致上天的愤怒。周人在《诗
经·大雅·荡》中写道：殷人没日没夜地喝酒，喝得大呼小叫，完全没有了
礼仪规范。不仅周人如此看问题，就连殷人中的清醒者也感到殷商统治集团
的行为太过分了。《尚书·微子》就充满了殷人的自我忏悔，认为自己的民
族如此奢侈好饮，理当灭亡。可见，这已是当时上下一致的共识。因此，周
公发布了一篇措辞严厉的禁酒公告，即《尚书·酒诰》。文告反映了人们对
酒的痛恶。
为什么好酒贪杯就会导致败家亡国呢？庄子云：“鼹鼠饮河，不过满腹。”
一个人的消费能有多大、会把国家吃垮？这是因为人们经过数百万年饥饿刚
刚踏入文明门槛，生产还很原始，生活还很低下。他们充满了对饥饿的恐惧，
他们想不出还有什么比“多吃”、“多喝”更令人痛恨了。那时的禁酒像现
在禁毒一样严厉，但目的全然不同，禁止酗酒的目的在于节省粮食。周公告
诫其弟康叔要爱惜土地谷物，只有在祭祀、父母有庆、敬老等场合才能饮酒，
平时不许，尤其严禁群聚酗酒。这种意见形成社会舆论，直至魏晋一直占上
风。我们从这个时期历史记载与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看出社会对酗酒、酒徒
的贬斥态度。
先秦到两汉期间，酒在人们眼中是世俗的、实用性很强的东西。西汉邹
阳说它是“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即平民百姓用之以取乐，统治者用
之以行礼；而“行礼”就包含有推行教化之意。因此，有识之士再三警告人
们，对酒要节制，不及于乱。有人甚至认为酒是腐肠的毒药、亡国的根本（见
枚乘《七发》）。直到晋代，葛洪在《抱朴子·酒诫》中还说：“酒醴之近
味，生病之毒药，无分毫之细益，有丘山之巨损。君子以之败德，小人以之
速罪，耽之惑之，鲜不及祸。”竟认为酒于人一点好处也没有，只能使君子
败坏德行，给百姓带来祸患。
从汉末魏初开始，酒与文人士大夫的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对封建时代舆
论起着决定作用的士大夫自然由对酒的谴责一变而为对它的颂扬赞美。从此
文人酗酒不再被视为败德丑行，而被看作风流韵事，认为它体现了文雅、高
尚、情趣。如果说楚汉相争之时，郦食其以“高阳酒徒”自居（当他求见汉
王刘邦时，刘说我不见儒者。郦对门房说：告诉他，我不是什么儒者，我乃
高阳酒徒），只是为了表明与无赖游民出身的刘邦同调或同类的话；那么李
白乃至后世的人们自称“高阳酒徒”（李白有诗云：“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
中，长揖山东隆准公。入门不拜骋雄辩，两女辍洗来趋风。”），则是自信、
自负，甚至自吹自擂了。因为此时的“高阳酒徒”已经是杰出之士的代名词
了。
酒的地位的转变是逐渐的，其始于汉末，完成于魏晋，以“竹林七贤”
的出现为标志。这个时期，虽然战乱频仍，生活极不安定，但却是士卜觉醒
的时代、是人的主体意识被发现的时代。文士们感到生于乱世、朝不保夕，
既然不能控制自己生命的长度，则拼命增加自己生命的密度。于是便产生了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如饮美酒，
被服纨与素”。“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皆见《古诗十九首》）。就
连盖世功业的曹操也高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比如朝露，去日苦多。”
酒成为文士们享受生活不可须臾离也的东西了。魏末晋初士林出现了七位著
名人物，这就是阮籍、嵇康、向秀、刘伶、阮咸、山涛、王戎。他们鼓吹老
庄、蔑视礼法、破坏名教、肆志纵情、崇尚放达、逸于酒乐。他们在竹林（其
地在今河南怀县一带）聚会，饮酒清谈，弹琴赋诗。这些人的才能、学问、
名誉在当时都是第一流的，特别是其中坚人物（阮、嵇、向、刘）对当权的
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更为士论所赞许，人们称之为“竹林七贤”。“七
贤”皆擅长喝酒，最突出的是阮籍、刘伶。司马昭为其子求婚于阮籍，籍曾
酣醉六十日，使昭不得启口而作罢。刘伶嗜酒已极，成天不离酒，他乘车外
出，要带个扛锹的小童，并嘱咐说自己死了便可以埋。刘伶还写了《酒德颂》。
这是中国第一篇完全、毫无保留地歌颂酒的文学作品。他也因此进入名作家
之林。这些名流对于酒的肯定与颂扬，使酒在文化史上树立了确切不移的地
位。
进一步使酒的正面意义得以高扬的是隐逸诗人之宗陶潜。陶以超脱世
俗、潇洒出尘的风格赢得了后世文人的认同，而其隐居之后，最引人瞩目的
是饮酒赋诗。他“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
辄题数句自娱”，并写了《饮酒诗》二十首以赞美酒的“深味”。他还有“夫
子自道”的《五柳先生传》。五柳先生性嗜酒，但家贫不能常得。如果亲友
以酒招之，他则“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其去留”。这种
“不知有主客”天真洒脱的人生态度，赢得了许多文人士大夫的爱慕。然而，
这种人生态度离不开酒。如果说酒在“竹林七贤”手中时带有愤世嫉俗色彩
的话，那么到了陶渊明手中则变得清高起来；在后世诗文中，阮籍、嵇康等
人的酒是作为一种抗议或反抗的意象出现的，而陶渊明的酒则是隐逸的象
征。有了这两点，酒便从世俗中升华了出来。
从此，酒便成了文雅、文明、清高、超脱、不同于流俗与反抗庸俗的同
义语，并成为风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