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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艺人。直至今世一些评书演员还以“一块醒木为业，扇子一把生涯。江
河湖海便为家，万丈风涛不怕”（《江湖丛谈》）自许。这些人虽然略有文
化，但早绝了做官为宦之望，溷迹于社会底层，与游民一样“冲州撞府”。
他们在编写小说或戏曲以及演说或表演过程中必然渗透自己的意识形态与情
绪，并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与理解融入其中。
《三国演义》是文人创作，但在其形成过程中经过了艺人的演说与说唱
阶段。从传世的当时艺人用作底本的《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新
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出身传》等书来看，其中所反映的游民意识更为强烈，
作者往往借三国历史写游民自己的生活道路。《三国志平话》把刘、关、张
写成与自己类似的一伙（这与历史的刘备曾织席贩履、关羽曾经“亡命”有
关），他们的经历、立身行事乃至说话声口皆似游民。《花关索出身传》写
关羽、张飞互杀家室的故事与华夏民族历来注重家室、注重父母妻儿老小天
伦之乐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即使是生活贫困的农民也向往“三十亩地一头
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在农民看来，家不仅是生产单位，也是其精
神慰藉之所在。对于闯荡江湖的游民来说，家在他们心目中已经淡漠了。《三
国演义》虽然没有吸收这个在常人看来大不近情理的故事，但刘备经常挂在
口头的就是“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意为妻子无足轻重，可以常常改
换，而兄弟是手足情义，不可或缺。更令人厌恶的是刘安杀妻饷刘备的故事。
猎户刘安“闻是同宗豫州牧至，遍寻野味不得，杀其妻以食之”（嘉靖本《三
国志通俗演义》卷四）。对此，作者是抱肯定态度的。封建制度的儒家思想
中固然也有歧视妇女、漠视子女存在的一面；但他们不能如上面所介绍的那
样对待家庭与妻小，因为他们的治国平天下是从“齐家”开始的，国只是家
的放大；另外他们还要从其乐也融融的家庭亲情氛围中获取人生乐趣呢！而
游民，人生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乐趣了，生活的艰难与痛苦泯灭了他们
的良知、良能与恻隐之心，他们把期待、向往都寄托在游民团体上，在团体
中寻找生活出路与精神慰藉。因此，他们热衷于游民团体的设计，而家是无
足轻重的。
《三国》中的“团体”就是刘关张之结义，这个结义是十分牢固的，其
誓词是“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便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有人以为是“典型
的黑社会作法和黑手党语言”。确实如此。这种结义做法的影响之大，已经
越出中土，为历代游民、流氓、流氓无产者所取法。历史上的刘关张没有什
么桃园结义。东汉末年也还没有结拜异姓兄弟的风习。陈寿《三国志》也只
是在《关羽传》中写到“先主与二人（指关张）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
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史官的用意只是说刘备与关
张在私下没有主公臣僚之间的隔阂，如同兄弟一样，但在公众场合，关张还
是非常注重上下之分，不敢越礼。结拜风习大约形成于南北朝期间。这个时
期社会动荡、战乱不断，许多人离开了家族故土，他们模仿家族形式与同命
运者结为义兄义弟，以团体的力量对抗环境的险恶。《颜氏家训·风操》中
云：“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令终如始者，方可
议之。一尔之后，命子拜伏，呼为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体彼亲，亦宜加礼。
比见北人，甚轻此节，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至有结
父为兄，托子为弟者。”这大约是对结义的最早记载。颜氏从士大夫立场出
发，认为结拜要慎重，只有志同道合与相互了解之后才能结为义兄义弟。他
轻视“北人”的“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的作法，但
这种作法恰恰与后世游民结义相类似，因为他们结拜的目的是谋生，是在险
恶的环境求得生存，只要命运相同，能够在需要时互相援救就可以了，所谓
的“志”、“道”问题是不在他们考虑之列的。这种结义先在军汉中流行。
《隋唐嘉话》中记载隋末徐世勣与单雄信结为义兄弟，誓共生死。后来世勣
降唐，雄信为王充部下，充败，雄信被斩，世勣救之不能，但身已许国，不
能同死，遂以己肉啖雄，以示“无忘前誓”。五代十国时期，最高统治集团
内多出身于游民军汉，这些人拜为义兄义弟，结成死党，增加自己的实力，
以求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分得一杯羹。宋代游民激增，结拜现象，更为普遍。
说“三分”是讲史，应该按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写，但历史的原貌有许多是游
民不能理解或不愿理解的，何况他们还要藉此经寄托自己的向往呢！因此，
他们要凭自己的想象去改造历史，去建造真实，所以《三国》虽然写的是帝
王将相，但“俱以《水浒》萑苻啸聚行径拟之”（章学诚《丙辰札记》）。
这可以说是江湖艺人们的一个创造吧！在这个创造中艺人们流露出自己对生
活的理解和对一种特殊人际关系的向往。至于以后它被社会所接受，除了小
说的感人力量外，最终还是由社会的游民化程度所决定的。
连结异姓兄弟的是义气，讲义气要求彼此忠诚，不搞叛卖。50 年代批判
过“义气”，可是经过了六七十年代人们看惯了顶着各种美名的叛卖，感到
朋友间忠诚的可贵，于是“义气”又作为正面语汇被社会接受。可是追本溯
源，它毕竟是游民阶层的道德理想，当游民在“义”字下结合起来的时候，
义气不过是利的代名词罢了。所以《沙家浜》中阿庆嫂说：“开茶馆，盼兴
旺，江湖义气第一桩。”胡传魁也懂得“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这都是
从游民角度来谈义气的。
中国古代伦理学经常使用的诸概念中，“义”大约是最不确定、最难定
义的一个。《易经·乾卦》有“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孔颖达《疏》
释之：“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故后世将“义”训为“宜”，
也就是适宜、应该之意，什么是应该的呢？不同阶层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
做出不同的解释。
儒家强调“义利之辨”，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
仁》），又有“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之教。他们说的义是与其所
主张的仁爱、忠恕之道和“克己复礼”的社会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墨家则与
此相反，他们把义利打成一片。墨子所说的义是“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
（《墨子·鲁问》）。其在《贵义》篇中明确地说：“义可以利人。”这表
明两者大异其趣，后世士大夫讲的义多属儒家，而游民所谈的义、义气则与
墨子主张接近。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成五个层次，即生理、安全、归属、尊
重、自我实现。大多数人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游民把义理解为“交
相利”，正反映他们低层次的需求（生理与安全）尚处于危机之中。在肚子
不能填饱、生命也无安全保障的条件下，怎么能舍弃利害而不讲呢？与利害
相关联的义、义气遂成为一种很通俗的道德伦理观念。游民说某人有义气，
主要指对他有利；而说某人不义，主要指此人会给他们造成危害。《三国演
义》经过了文人的加工，这一点有所淡化，而在早期的“三国戏”，如元杂
剧《桃园结义》中就是把结义作为追逐利益来对待的。戏中关、张结拜后来
到街市，看见一人“耳垂过肩，手垂过膝，隆准龙颜、实为贵相”，便请他
到酒店喝酒。原来此人是刘备。刘备酒醉后，伏在桌上睡着，此时出现了怪
事，关羽对张飞说：“兄弟，你见么？他侧卧着，面目口中钻出条赤练蛇儿，
望他鼻中去了。呀呀呀！眼内钻出来，入他耳中去了。兄弟也！你不知道，
这是蛇钻七窍，此人之福，将来必贵也。等他睡醒时，不问年纪大小，拜他
为兄，你意下如何？”张飞也十分同意。原来结“义”的目的是看他“蛇钻
七窍”，将来必贵，于是不论其年岁的大小，定要拜他作“大哥”，这与时
下一些人“傍大款”的心态有什么区别？都是一个“利”字在驱使。这个情
节实在庸俗，但它确实反映了身处社会底层，又时时幻想“变泰发迹”的游
民们的愿望。罗贯中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