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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义亭”。很显然，它是在模仿水泊梁山的聚义厅。这不仅反映了改革开
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涌入繁华的、对他们说来十分陌生的大城市的
困惑，以及他们对联合起来共同与命运抗争的渴望；而且也说明了这些文化
程度不高的外地青年人没有新的思想意识与合乎现代社会运作方式的手段，
用以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只能模仿作为游民意识载体的《水浒传》、《三
国演义》等旧小说中所宣扬的义与义气，把它当作团结与自己命运相同人的
手段。而所谓的义与义气，只与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是极其盲目的。它不
仅会给社会带来危害，而且，对个人来说也并非福音，甚至会把他们引上歧
途。鲁迅曾用“水浒气”与“三国气”描绘社会还普遍存在的游民习气，这
是令他极其厌恶的。社会之所以有此二“气”，是与通俗文艺作品的影响分
不开的。
通俗文艺作品除了某些为特定的政治或宗教服务的以外，大多是商业性
质的。通俗白话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是与宋代城市的畸形繁荣分不开的。城市
形制的变化，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居民增多（宋代十万人口以上城市有45
个之多），社会相对安定，谋生较易，这些都使人们对于娱乐的要求十分迫
切。于是，游民知识分子便多了一条求生之路，他们充当说书艺人、书会才
人，创作与表演通俗小说和通俗戏曲。作为作者与表演者的江湖人，不能不
把他们的生活经历和他们对生活的认识、理解反映到其创作与演出中去，而
听众和观众中也有不少是城市游民，通俗文艺的创作者与表演者必然有意识
地去迎和这类听众和观众的趣味与爱好。因此，当时必有相当数量的通俗作
品是描写游民生活和反映游民意识与情绪的。
宋代的话本流传下来的不多，可是元明两代许多通俗文学作品（包括小
说、唱本、戏曲）是宋代作品的改写和发展，从中我们看到一些是描写游民
冒险生涯和发迹过程的。如《五代史平话》中关于刘知远、李三娘、郭威的
故事；《杨温拦路虎》中所写的绿林英雄的故事都是证据；但最典型的还是
“水浒”和“三国”的故事。水浒中的许多英雄是游民出身，如武松、李逵、
鲁智深、时迁；有些不是游民出身，但在故事的发展中也变成了游民，如宋
江、林冲、史进等。“三国”原是帝王将相活动的空间，可是这些帝王将相
——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的故事，经过江湖艺人的加工改造也都游民
化了。我们从《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新编全相说唱足本花关索
出身传》等三国故事来看，作者往往借历史写自己的生活道路。《三国志平
话》把刘关张写成与自己类似的一伙（这与刘备曾织席贩履、关羽曾经“亡
命”有关）。他们的经历、立身行事乃至说话的声口皆似游民。如张飞怒打
督邮100 棒，督邮身死，分尸六段，将头吊在北门，把脚吊在门楼的四角上，
然后刘关张三人到太行山落草去了。《花关索出身传》一开篇就写刘关张桃
园结义之后准备干一番大事业（也就是造反打天下）。刘备对关羽、张飞说：
你们二人有妻小，“恐有回心”，让他们杀掉全家。关羽、张飞欲自杀其家
小而不忍，于是两人相约定互杀其家。张飞跑到关羽老家蒲州解县，杀了关
家大小18 口，只是因为不忍心才放走关羽已经怀了孕的妻子胡金定，后来生
下了关索，成为盖世英雄。自然关羽也杀了张飞的一家。这个故事在今人看
来既残忍又古怪，但它确实反映了亡命中的游民们在铤而走险以求一逞之前
的心态。李自成数度被困，当他突围之前也要把老营中的妇女、儿童足以成
为累赘者杀干净，直到清末民初一些地区的土匪举事还有这种风俗。这与主
流意识形态中所倡导的，在危难之时“林回弃千金之璧，负赤子而趋”是大
不相同的。
元明之际形成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虽然经过文人的修订加工，
但由于罗贯中、施耐庵也是浪迹江湖、溷迹下层社会的文士，又处于社会动
荡与改朝换代之际，对这两个传统故事中所讲述的游民生活及其中蕴涵的游
民情绪和所表达的游民意识必然十分理解，并产生共鸣。因而游民意识在这
两部书中有系统的反映，使之成为游民意识的载体。这两部书中所反映的思
想情绪与文人士大夫是有着明显区别的。文人士大夫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意
识的，儒家主张“君子群而不党”，主张“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
无偏，王道平平”的。可是《水浒传》中却呈现出强烈的帮派意识，其倾向
极其鲜明，这种倾向甚至影响到他们正确判断极简单的是非曲直。游民的无
是非观就是这样形成的。它表现在一切以自己的帮派的利益为标准。《水浒
传》中写了许多干剪径打劫、杀人放火勾当的绿林豪强，但书中只肯定与梁
山有关的诸山头的人们；对于其他山头的，如生铁佛崔道成、飞天夜叉丘小
乙、王庆、田虎、方腊等却持否定态度，其原因在于他们不与梁山属于一个
帮派系统。《水浒传》前七十回处处以梁山聚义为正义的坐标，以对未来的
梁山天罡、地煞的态度为依归，有利的就肯定，不利的就否定。几十年来评
论界解释梁山聚义的原因多用“逼上梁山”来概括，意为江湖好汉上梁山是
封建统治者逼迫、压迫的结果。这当然是许多好汉所走的道路，但也还有为
数不少的人上梁山是被梁山好汉逼的，如秦明、朱仝、卢俊义等。为了“请”
这些人上山，梁山好汉设计之奸险、用心之毒辣、手段之残酷，并不亚于统
治者。秦明、卢俊义所遭受的苦难决不亚于林冲、武松。对此，作者赤裸裸
写来，不加掩饰，也毫不以为非，视为当然；而且秦明、卢俊义等上梁山后
对梁山头领们设计的使他们倾家荡产的阴谋也毫无反感，似乎只要归顺了梁
山这个帮派就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其他皆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所谓的“聚
义”。这种缺少是非的观念，是文人士大夫很难接受的。
义气是义的俗名。义大约是中国古代伦理概念中最具歧义的。它作为伦
理概念大约出现在春秋之末、战国初。《论语》中就有“君子喻于义，小人
喻于利”和“见利思义”的训条。墨子、孟子之时把它正式作为伦理学范畴
使用。义可以解释为“宜”。宜为适宜、应该。那么什么是适宜或应该呢？
不同阶层和经历的人们会对它做出不同的解释。儒家把它与仁爱、忠恕、中
庸之道和克己复礼、推行仁政的社会主张联系起来，所以他们强调义利之辨
和“明于义不计其利”；而墨子则把义利打成一片，强调义就是利。游民生
活在社会底层，在肚子尚不能填饱、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们在设
计建构自己的伦理范畴时怎么能舍弃利害而不讲求呢？因此，他们在谈到义
或义气时主要是讲对自己有利。这在《水浒传》中也有充分的表现。作者在
书中谈到义时简单明了，讲义气就是要提供金钱或物质上的帮助。“仗义”
就要“疏财”。宋江的绰号有两个，一是及时雨，这是指对他人在物质上的
帮助，这正是对他另一绰号呼保义的解释。梁山上的英雄都是慷慨大方、不
吝惜金钱的。最以义气闻名的宋江，走到哪里，钱就撒到哪里，仿佛是赵公
元帅。“仗义”帮助的不是一般平民，而是可能与自己结成群体的游民。书
中赞颂宋江、晁盖、柴进等人的“仗义疏财”，是指他们肯于救助“江湖上
的好汉”。至于鲁达救金翠莲、宋江资助唐牛儿的本钱、给卖药汤的王公点
帮助，是被视为自上而下的施舍。这是单方面的，至于讲义气则是双向的、
是有来有往的。宋江“耽血海似的干系”为晁盖等人通风报信，不是出自什
么共同的政治倾向，而是他在江湖上的一笔“投资”；晁盖、吴用等人也完
全理解这一点，当他们在梁山立稳脚跟之后，马上想到“早晚将些金银，可
使人亲到郓城走一遭”，以为回报。可见义气是游民们联系同伙、增加游民
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和对抗社会的道德观念。因此，游民无论是结拜还是建立
秘密组织都要“义字当先”。倡导“聚义”对于社会的稳定来说是个危险的
信号，可惜现在人们很少意识到这一点，有的作家学者还在通过不同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