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尽薄扒啻菏濉卑樟耍萱挥信郎稀案锩谐怠比コ率尽扒啻菏濉保挥兴姹６ァ跋咨砀锩保迪至俗约骸傲晾觥钡娜松酆图壑倒郏蚨男蜗蟆氨涞么河臧惴曳肌⑾溉蟆⒘晾龆治氯岬刈ち粜闹校穹淖急甘茉薪峁哪嗤痢！�
这些年，这“泥土”的确是“受孕结果”了：为真理、为正义献身，的确被一些人所抛弃、所不为。不仅“勿忘我”的观点颇有市场，“既不为他人牺牲自己，也不要他人为自己牺牲”的论调，就堂皇地登上了大雅之堂。结果，公车坏在铁道上无人下车推而造成惨祸，公车上歹徒行抢只有幼儿园的孩子斥责歹徒……
否定了保尔的“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和他的“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献身精神，我们还宣传孔繁森做什么呢？恰恰相反，我们倒应该去动员孔繁森的妻子去做一个冬妮娅，与孔繁林离婚。可是我们能这么做么？
“在保尔的忆苦追烦的革命自述中，难道没有流露出天地皆春而我独秋的怨恨？”也许，“怨恨”是有的，就像我们见到贪污犯当了反贪局长、小偷偷出了一个“大偷”一样，“不平则鸣”是人之常情，但一个献身理想的人，连生命与爱情“二者皆可抛”的人，对自己的选择是决不会后悔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应该更爱保尔。
再说一回“杨柳”——关于复旦版《中国文学史》及其他
？ 骆玉明
说长论短
在日本接到一些从国内寄来的关于复旦版《中国文学史》的文章。有人因不了解情况，对为何这么快就进行大幅度修改加以非难，这我觉得可以理解，而有的谈论就非常奇妙。不是我对孙焕英先生特别有意见，而是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学者型谎言》所表现的思想方法有一点代表性，所以还想借他的“杨柳”说一回。
从著者而言，自觉得“不足之处和缺陷颇多”，原是从一种更高的要求来说的。但有人的想法则简单：连主编自己都这样说，那一定是问题百出，错误丛生！
于是孙焕英先生忙起来了，竟发现我们“连某些基本常识都欠缺”。根据之一，是“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中的“杨柳”，被著者“当作杨树柳树来讲”。而实际上，书中完全没有半个字牵涉到“杨柳”是什么的问题。所以我虽然写了一篇《“杨柳”及其他》寄给《中国青年报》，在这以后的两天里还是怎么也想不明白：他这个妙见到底从哪里来的？我曾经认真地怀疑：莫非他因为“愤怒”而眼睛花了？或是他知道有个《折杨柳》曲，一定要找个机会说出来？或是为了弄几个稿费，竟公然捏造？——对不起，孙先生，我今天终于想明白了：书中说到“永无春色的孤城”（系据“春风不度玉门关”而言），孙先生想必是如此推理：既然说没有春色，就是说没有杨柳；因而这就是对“怨杨柳”的解释，从而证明著者不懂得诗中的“杨柳”指的是《折杨柳》曲（其实也是双关）！这个过程真是漫长曲折，难怪我要想上两天！
心里有个成见，然后按这个成见把别人的文字七扭八曲，最后造成一项罪名。其实，孙先生若真的有一点关于古典文学的“基本常识”，从书中同一页对同是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所加的脚注，应该能看出著者处理问题的态度。这条注引唐芮挺章《国秀集》、宋范成大《吴郡志》引唐张著《翰林盛事》，及宋初以来《文苑英华》、《温公续诗话》、《梦溪笔谈》诸书，谈《登鹳雀楼》是否王之涣作这样一个通常不大注意的问题，结论为“暂存疑”。
孙先生还有一条指责是更妙的：“《木兰诗》家喻户晓，著者却在一些地方读不断。”这使我无话可说了。《木兰诗》随便在哪本书上抄也抄“断”了，而我们却“读不断”，还不是一处，是“一些地方”！——妙就妙在究竟是哪一些地方，他又不说出来！这个问题同上面的问题不一样，经过多少弯才能得出这个结论，我恐怕要想一年。想明白了，再写“三说‘杨柳’”。
孙先生这种信口开河的话，本不值得理睬。但文章已经登在拥有广大读者、声名卓著的《中国青年报》上，我又不能不说几句。然而怎么个说法，却是为难：你跟他一起“愤怒”吧，成什么样子？说一点也不“愤怒”吧，也难。结果写成了一篇可能是我有生以来最糟的文章，对不起这家报社了。但有一点上次限于篇幅没能说，我觉得还是值得认真提出来的：孙先生的文章里，有一种明显的对于上海文化人的固执的恶劣情绪，什么“八名海派学者”，什么“本地哥们儿”，什么“舌头营养过剩，发育过长”，什么“判决书”，一纸的辱骂与恐吓。他的“愤怒”由此而来，又由“愤怒”而语无伦次。我很感慨：读书人漂泊求学，旅食四方，地域观念不该这么严重的呀。若是别有缘故，也不该在这里作无端的发泄吧？
我们的那部《中国文学史》不少地方有待改进，这个在别人说以前我们自己已经指出了。对一切严肃的批评，我们都深怀感激。但我想：批评别人，特别是在影响广泛的媒体上指出别人的严重错误，最好先存个与人为善之念，先想一想他可能是没有错，然后再仔细确认。而不是莫名其妙地先“愤怒”起来，然后七弯八曲地给对方制造罪名，而且造得自己很相信，于是愈加“愤怒”得津津有味。
孙先生这种风格的文章，也是长久不见了。总望随着国家的昌盛，读书人（那怕他只读过一点点书）多一点和气。就是看不惯，也要想得细一点。所以“现在，人们学得爱打官司了”之类的话，我也不愿学样对孙先生再说一遍，只等孙先生扛着杨柳来找我们。
精神疾病（二）：智慧的痛苦
？ 余凤高
科文经纬
自古以来，对疾病，特别是精神病的产生，就出现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如《圣经》写到的，相信有恶魔扰乱的关系。另外，那时也已经有人认识到严重的心理冲突与精神疾患的关系。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西方最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亚里士多德就提到诗人、先知、女预言家的精神病，说“在他们躁狂症发作的时候，就是优秀的出色的诗人，而此病一旦治好，就再也写不出诗句了。”
古希腊另一个大哲学家柏拉图在他著名的“斐德若篇”中也说到精神病中“谵妄”（delirium，朱光潜先生译为“迷狂”）对创造的关系。柏拉图说：
“……有一种迷狂是神灵的禀赋，人类的许多最重要的福利都是从它来的。就拿得尔福的女预言家和多多那的女巫们来说吧，她们就是在迷狂状态中替希腊创造了许多福泽，无论在公的方面或私的方面。若是在她们清醒的时候，她们就没有什么贡献。”
像这样的类似说法还有法国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尔，他曾不止一次说，极度的才智与极度的疯狂非常接近；而另一个法国思想家和哲学家德尼·狄德罗则更是在“猜想只有那些非凡绝世的近乎神性的人才是忧郁和忧郁质的人”之后，直接欢呼说：“啊！天才和疯狂多么相近啊！”
对于天才和疯狂有关的说法抱有最大信念的人要算是著名的意大利精神病学家塞拉·隆布罗索（Casare Lombroso，18351909）了，他写了整整一部专著《天才的人》，来详细论证“极端聪明的人都是极端癫狂的”，坚信“事实是，不要说有众多的天才人物在他们一生的某个时期，都是妄想幻觉的人或者精神错乱的人，或者像维科（意大利哲学家）那样伟大的一生都是在发狂的人，还有多少大思想家，他们的一生都表明他们是偏执狂或妄想狂”。
天才与疯狂是否具有必然的联系或许还是一个在理论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问题，但是这两者的关系确实令人迷惑。因为许多许多的天才人物的的确确都带有几分疯狂，或者极端的疯狂，虽然并不是疯狂的人都具有天才，可是仅仅这一点，也真够使人感到惊奇的了。
请看一些天才人物的精神病态的动作和行为。
拿破仑的右肩和嘴唇，甚至四肢总是时时在习惯性地震颤、抽搐，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一次，在流放地圣海伦岛，与在那里严厉管制他的英国将军赫德逊·洛爵士吵过一架之后，拿破仑说：“我的发怒一定非常可怕吧，因为我感到我的两腿在震颤，这已经长久没有发生过了。”一生患精神病、最后陷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