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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明白了，你的法，不是简单的法制建设，是一套经济、政治反面“君权一元专制”改革的政令，对吧？
鞅（满露喜色）：不错。
潇：可是，您的政令，或者说——“法”，是不是照搬照抄了魏国法家李悝先生？
鞅：是继承发扬了他的法令，而且完成了经济体制变革，后者是李悝所无法比拟的。
潇：什么经济体制变革。
商：我们的法令也渗透的经济领域。首先是农业领域取消井田制的集体生产，那是大锅饭，没有积极性。我们把土地分配到户，废井田，开阡陌。我知道三晋早已经这么做了，但是我们做的更彻底。成效显著，我们亩产（合今0。32亩——记者注）达到50斤左右。三百亩地完税后的产量足够养活一家人。我们收税的法令也调整了，按照人头而不是土地。这样，大家族就不能收留食客，那些食客，整日游荡、到处胡说、好吃懒做，我们让他们必须下乡务农，开垦荒地。开荒者特别优待，十年内不交所得税。我们在翻土、中耕、除草、收割环节，都普遍使用铁器。我们还吸引三晋的民工，给房给地，免除三代徭役，不用参加战争，吸引他们过来传递技术。这些就是奖励耕战的“耕”的措施。
潇：那“战”呢？
鞅：斩敌人一枚首级，赐爵一级，俸禄五十石。斩敌人两个首级，赐爵二级，俸禄百石，等等依此类推。所以我们秦国男子乐意当兵，一辈子至少当两次。守卫首都一年，守卫边疆一年。我们反对大家族垄断政府。我们规定，没有军功，就必须取缔大家族的特权和爵位。他们的田宅、侍从、衣服的规格，都必须依据军功、爵位来设定，而不是出身。所以无能的贵族只能变成破落户。
潇：这比中原诸侯有什么不同。
鞅：中原做的都不好。
潇：他们怎么不好。
鞅：他们请托之风严重，官场风气不良。君主用人只是依靠大家族的请托。提拔一个人，全看他所属的家族、派系。庸碌无能的帮派份子轮享各种肥缺，真正人才无法通过这个机制胜出，都被排斥在野了。我们管理官僚不一样，我们反对任人唯亲，旧的卿大夫大家族里诞生不了英才，英才都起于草莽——就是布衣士人喽。所以我们广开用人门路，官员聘任的唯一依据是他的能力而不是他老子出身什么大家族。官员晋升的唯一依据是他的政绩或者战功，而不是他把道德吹嘘得多胀。
潇：那贵国怎么知道他有没有政绩呢？
鞅：我们的“法”也涉及行政管理，法不光管着老百姓，也包括官僚。我们用严密的法令约束他们的工作生活，整治官场作风。我们认为，用法令约束比道德教育更加有效，我们秦国吏制清明，没有贪官污吏横行的场面，政府职能效率颇高。除了法令约束，当然也要考核官僚。我们的口号是，考核是公正的、透明的、一丝不挂的。比如一个县长，我们要考核他管辖地面的粮仓数目，人口数目，壮年男子、壮年女子数目，老年人、体弱者数目，官吏文人数目，有益于国家的农民的数目，靠吹嘘游说混饭吃的人数目，马、牛、牲口草料的数目，等等。我们管这个叫“上计”。
潇：哇，真够量化的啊。你知道两千年后的人们考核什么吗？
鞅：两千年后的考核什么？
潇：德、能、勤、纪。
鞅：哼哼。我们是以政绩论英雄，而不是孔子那一套道德礼仪。做官如果只在品德作风上作秀但没有政绩，是没有机会的。
潇：噢。请问，在改革过程中，您总的体会是什么？
鞅：主要是四条，说，学，斗，唱。说就是对上级领导要会说，确保有领导撑腰；学就是使劲模仿魏国的成功经验；斗就是斗守旧派、斗大家族，斗个你死我活，警惕他们每一个风吹草动和凶残反扑；唱就是对老百姓苦口婆心，反复宣导，确保群众参与。
潇：我听说您在宣导过程中，还有过“迁木立信”活动。
鞅：是的。
潇：其实吴起早在河西地区奖励军功的时候就搞过“迁木立信”。
鞅：我们跟他不一样。
潇：怎么不一样。
鞅：有质的不同。他用的是车辕，我们用的是木杆。
潇：那确实有很大不同。具体操作起来呢？
鞅：改革，要先要树立起政府形象和改革者的信誉度。我就在农贸市场南门，竖立起三人长的木头，谁能把它扛到农贸市场北门，赏黄金二百两。群众都持观望态度，我们遂把赏格提高到一千两。人们还是满眼疑惑。这也反应了在变法前夕，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已经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最后，我们不得不派出“托儿”，分开人群，跨上前去，扛起木头就走。许多看热闹的人，好奇地跟着，一直跟到北门。我于是亲自代表政府，给这个托儿一千两黄金。这事儿很快就传开了，从此极大地提升了政府信誉，为接下来的立法和体改工作构建了平台。
潇：我听说，在改革进程中，还有人试图破坏你们的改革成果，就教唆太子驷犯法。太子犯法了吗？
鞅：是的。根据市容卫生部门汇报，太子把垃圾倒在了咸阳市大道上了。
潇：应该怎么处理。
鞅：如果依照中原国家的传统，太子犯罪，批评教育一下就可以了，刑不上大夫嘛。这是孔老夫子的主张，片面强调思想教育而取代动真格的。我们法家坚决反对。我们不把平民的行为提高到用礼的水平，而是把贵族的行为标准降低到用刑的水平，所以，我处罚了他们，给太子的两个老师脸上都刺了字，其中一人还割掉鼻子喂狗，使他迄今八年没敢出门。这就是不分贵贱、不分亲疏，一律断于法，这是保证我们的法令执行力度到位的第一条。在法律上随便出入也是不可以的，不管是有权的高官还是出身了不起的名人，我们有法必依！处理太子就是为了强调法律的严肃性。
潇：这我看到了，很多人都排队等着脸上刻字呢！另外，作为一个刑名英雄，您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您的“什伍连坐法”，您能详细介绍一下吗？
鞅：我们为了加强社会治安，把五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互相担保，互相监视。一家犯罪，九家都要检举，否则十家一起判罪。外出必须携带身份证，没有证件各地不准留宿。这都是为了改变秦国游牧民族的原始放浪天性，必须使用猛药。
左更：另外，我们为了充分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明确了凿脑门、抽肋、镬烹、宫刑之类用意良好的刑罚。还有剃头发、刺脸字、砍脚、割鼻子、打屁股，轻一点的还有罚款，体力劳动，重的则流放边疆戍守要塞。犯人家属也要承担法律责任。犯严重的罪，就要夷灭三族，三族就是父族、母族、妻子一族。
潇：我听说，凡是偷窃生产资料牛和马的，就判死刑，是不是太重了点。还有一次你们在渭水河边审理案子，拖出来的囚犯七百多号，审一个判一个，判一个办一个，杀的杀，打屁股的打屁股，渭水河都染红了，号哭之声动于天地。
鞅：是的，我们主张轻罪重罚！这是我们确保法令执行力度强的第二条，也就是“厚赏重罚”，赏的罚的都很重，不能不痛不痒，拿行政批评或者象征性地罚款来敷衍了事。我们说，只有惩罚力度大，才能保证法令政策执行彻底，没有大力气的惩罚跟着，谁拿你的法令政策当回事？比如说，我们要求旅馆收留住宿人员必须有身份证，这一条我们执行得非常到位，即便边境山区的旅馆也丝毫不敢含糊。他们不敢含糊，是因为我们惩罚力度大，他违规了就罚得他体无完肤。又比如对于在马路上倒脏土的，我们就砍断他的手，看他还敢不敢？所以咸阳这里非常清洁，你看不到随地吐痰的。我们不许搞三陪，谁搞三陪我们就重拳打击，直至置之于死地，不管他是谁！我们绝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现屡杜不绝情况的。总之，我们主张轻罪重罚。秦国这个地方，戎狄之风强悍，人民素质底下，必须加强严打。不用这记猛药，我们没法快速搞上去。不仅于此，轻罪重罚还有积极意义，对于偷牛偷马的小罪，判得很重，这样迫使老百姓连轻罪都不敢犯，重罪则更不敢犯，也就不至于遭受重罪的致死性处罚了，也就等于保护和爱护了大家，最终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你知道，慈母往往教出败家子，而严父造就英雄。从长远看，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