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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突然想起农林局长（虞人）来了：“坏了，我跟虞人有个约定，下午打猎去呢！”于是，不顾大家劝阻，他冒雨去找虞人，一起外出打猎。雨天小动物都不出来，就这两个傻瓜在野地里猛跑。一直打猎到天黑，把自己累得要死。
魏文候还有一次上街，看见路上一个家伙反穿着皮袄，背着柴禾，这家伙解释说：“我把有毛的一侧穿在里边，这样毛毛就不会被柴禾划掉了。”
“可是，”魏文候说，“你把皮子露在外边，一旦被柴禾挂破了，毛毛不也要掉吗？皮子没有了，毛到哪里依附啊？”这个道理被后来的另一件事所深化。有一次地方上超额完成税收指标，群臣纷纷称贺，魏文候唯独忧虑：“老百姓就是皮子，收了太多的税，皮子损伤了，以后税源就枯竭了。我们不能允许这种做法。”
魏文侯除了有西门豹、乐羊、吴起这些俊杰为其效命，还有一个佳宾叫田子方，此人是子贡的徒弟，也相当机灵，跟子贡一样会来事儿。有一次魏文侯饮酒，欣赏着音乐，说：“钟声不谐调啊，左边的音高。”田子方故意掩嘴而笑：“臣听说，君主只要管理好‘乐官’就行了，不贤明的君主才直接管理音乐。我怕您是审于声，而聋于官哦。”（这是典型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调子，亦有一点道理）。
魏文侯经常思索晋国的灭亡，晋国堂堂的百年北方霸主，怎么就突然一下子被我们三家分掉了呢？早在春秋初期，晋献公尽杀群公子，以免这些人威胁君权。接着，他引进异姓家族，积极变革进取，任人唯贤取代任人唯亲。于是国际霸业，多在晋国。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晋国国君没有发展出一套控制异姓大家族的经验，异姓大家族凭借军功获得封地，在封地上日益强大，他们世代受恩，世袭官职，积累的军事、经济实力凌驾在国君之上，终于控制国君一族，最终三家分晋。
魏文侯从“三家分晋”中总结出了封建制的危害：封给卿大夫大家族以独立的封地，听凭卿大夫家族坐大，是国君的取死之道。于是赵、魏、韩三个新诸侯国的国君，从晋国灭亡的过程中吸取教训，时时警惕自己被下属夺了权，重演从前晋国的故事。它们以晋国君为前车之鉴，纷纷强化君权，通过改革，从“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向“君权一元化专制”转型。三家分晋对于中国历史意义重大，赵、魏、韩强化君权的历史潮流，终于汇集成未来中国在秦朝以后的皇权专制社会。
赵、魏、韩国君是如何从“多家族联合体执政”向“君权一元化专制”转型的呢？首先是在意识形态上，国君要不断强调自己在臣子中的崇高地位。前文中，赵无恤嘉奖那个在围城时期一直坚持不懈向他恭谨地磕头的笨蛋，就是为了鼓励崇君思想。赵无恤褒扬为了旧主不惜九死一生的豫让，这是对国人崇君教育的一部门。但是，光靠思想政治工作是不足以强化君权的，还得从机制上入手，只有干掉卿大夫家族这种封建特权节制，才能彻底避免卿大夫家族上侵君权，三家分晋这样的历史悲剧。而这一伟大工作，就交给了当时应运而生的法人物去实现。魏文侯手下的李悝，就是法家的鼻祖，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
李悝以前是学儒的，学通了以后，就创了一门独门功夫——法家。魏文侯知道他本事大，就任命李悝为“相”（文官之长，总令政务），从而使得魏国最早成为“将、相”分制的国家，便于干部专业化建设。李悝的法家改革是列国中的最早者。李悝的思想，就是用职业化官僚取代卿大夫，从而革了那些世袭大家族的命，使他们无法威胁君权，这也是法家思想的根本。这些招募来的官僚不占有土地，地方土地上的军队也是国家的，他只有有限的调度权。职业官僚取代世袭大家族，从而避免了大家族在世袭的封地上拥权自重，凭空坐大，对抗国君，避免重蹈从前晋国一分为三的覆辙。法家思想同时还要求把大家族的封邑改为郡县，对郡县的控制权直接牢牢抓在国君手里，赋税直接交给国君，而不是从前封邑上的卿大夫家族。中央委派官吏去郡县管理行政与税收，并且实行“将相”分立，二人互相监督，避免出现权力集中一人的权臣。大臣只能当官，但不给封地，也不给他们世袭官职的机会，避免他们时代累积，把持国政。法家还帮助国君用“法、术、势”来监督臣子。这种趋势最终发展到秦始皇时代，以郡县制彻底取代了封建制度，君权专制取代了贵族（大家族）群体政治，中国从封建时代进入皇权时代。
以“职业官僚体系”为特征的君权专制社会，不但有利于巩固君权和稳定政治，也客观上打开了布衣从政的大门，而不再为卿大夫家族成员垄断政府，从而给了如吴起、乐羊这种没有任何大家族背景的布衣、士人的出头机会。
法律也能帮助强化君权，也是君权一元化专制社会的标志，李悝很好运用了这个武器。他汇集各国法律条文，编成一部《法经》，以法令约束和奖赏的手段管控各层级官员和人民，让官僚们都听国君的话，成为秦汉未来的法律蓝本。后来商鞅就是带着《法经》给秦国人民送去了福音。由于李悝、商鞅等人崇尚法律，法家因而得名法家，但它的内含远过去此。建立职业官僚体系，以法约束限制官僚，从而实现君权一元化专制，加强君权，这是法家的核心思想，也是后代中国的皇帝，往往青睐法家的原因。皇帝们号为“外儒内法”——外表像儒家，实里是法家。
法家改革旨在强化君权，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法家的变革去除了卿大夫家族在各自封邑上的割据势力而取代以县，国家能够攥紧一个拳头对外。因为职业官僚们是公开竞聘来的，又强调用法律奖惩手段来约束官僚，政府效率就比卿大夫家族子弟垄断的政府高很多。最终富国强兵，称霸于列国。我们说，谁在“君权一元化专制”的路上走得最早最远，谁就最能成功。魏国的改革的最早，崛起为战国首强。后来秦人做的更好（商鞅变法），于是秦国后来居上，国力最强，最终一统天下。但是，君权一元专制虽好，倘若走向极端，就又变成了“暴政”。法律走向极端，就是“苛法”。秦人终于在这两个维度上走火入魔，把自己推下了历史舞台，成为一个短命的王朝，为后世所病诟。
大魏文侯六
公元前四世纪初，魏文侯的一番变革，使魏国像服用兴奋剂一样，成为战国首强。不久，魏文侯高高兴兴地死掉了，新接班的魏武侯泛流于黄河之上。两岸正是秦晋大峡谷，西边就是秦国。秦国在陕西东缘的土地（河西之地）正被吴起占领着，直可直接威胁秦人。
欣赏着老爹和吴起打下的江山，看着黄河两岸崔峨雄浑的高原地貌，魏武侯不禁高兴起来，赞道：“多美啊！多险固的河山啊！”
拍马屁专家——大夫王错赶紧推波助澜：“这就是您成就霸业的依据啊！”
不料有人挺身而出，一句话振聋发聩：“我不同意！河山之险，实不足以保社稷也！”。魏武侯倒吸一口冷气，心说谁这么大嗓门啊。正是一直镇守西河的吴起！吴起此时也在船上，说：“主君的话，是危国之道。王错又附和主君的话，是危而又危。”
魏武侯忿然回嘴：“你别光会批评，先给我说出些道理来。”
“王霸之业，从来没有寄托于河山之险的。从前三苗左有洞庭湖，右有彭蠡湖，北有汶山，南有衡山，仗恃天险，不修德义，结果被大禹打跑了。夏桀之国，左天门，右天溪，伊阙在南，羊肠在北，施政不仁，而商汤放逐之。商纣之国，东有孟门，西有太行，前以黄河为带，后以常山背负，施政不德，周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也。人君亲信内臣（太监一流）胜过夺城野战之功臣，徒有高墙广众，也迟早被人灭国。”
魏武侯当时气沮，为了保存面子，称善说：“我今天算是听到圣人之言了。西河之军政，还是继续专委先生您吧。”
吴起的话里，还描述了夏商两代的边境，是后人研究夏商史的重要一句。但是明眼人都知道，吴起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了。魏武侯一改老爹任人唯贤的原则，回到任人唯亲的老路，让政治上久经考验的老好人田文为相。魏国辟土四面，拓地千里，都赖吴起之功。田文只是有大家族的显贵出身罢了，连他自己都承认，在带领三军、鼓阵成列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