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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我只要一学起棋来，从来都是忘我痴迷、不知疲倦。从学棋开始到第二年我九岁时，便可与父亲势均力敌地平摆了。父亲的棋并不那么高超，可能比过去的业余初段还稍微弱些。
到我十岁时，父亲为了让我们见见世面，开始带我们兄弟三人到当时北京唯一的“棋会所”——“海丰轩”去下棋。其实那里与日本的“棋会所”不同，问面上是个小吃店，店的里面才是个下棋的场所。当时北京的围棋迷们云集那里，并时常下赌博棋。客人从赌金中抽出一成作为入席费付与店家。父亲好像也是那里的常客之一。另外，当时北京有名的棋手如顾水如、汗云峰、刘隶怀等常常出入于此，父亲请他们与我弈棋，记得首次对局好像是让五子左右，不过当时的胜败都已忘记。
顺便一提，中国的棋盘与日本的不同，大都是用布制做，比日本的稍微大一点儿，另外，棋子的底部是平的，形状像是将一个小球切去三分之一，可以想象成一个小馒头的样子。因此，说起下棋时的“投子”，实际上是将棋子摆于盘上，或是将棋子推放到某一点上，并不像日本的棋石落盘时能发出“啪”、“啪”的那种惬意的声音。另外，中国最上等的棋子是云南石，棋盒属紫檀木的最为珍贵。
父亲之死
1925年，父亲不幸患了开放性肺结核病，由于病情急剧恶化、吐血不止，两个月后便成为不归之人了。死时年仅三十三岁，我当时只有十一岁。
父亲临终的前几天，将我们三个男孩召集至病榻前，吩咐将遗物分赠给我们——给长子浣以习字用的拓本；给次子炎以小说；给三子我以围棋棋谱。这些都是父亲遗言的代替物。特别是习字的拓本与小说，全都是父亲生前非常喜爱的东西，曾经满满地收藏在很大的行李箱中。后来，大哥作了官，二哥成了文学家，我跻身棋士。所以，我们兄弟三人都是遵循父亲期待过的道路而笃行进益的。
父亲弥留之际，还发生了一些事，其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着，母亲为了使父亲免遭一死，曾经向神乞求并许过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因父亲刚刚三十三岁，正是年轻有为之年，而且，上有老母、下有妻小，若撇下全家而去的话，对母亲来说日子可太难熬了。于是，母亲为了使父亲多活几年，向神乞求并许．愿道：“让三个男孩的寿命各缩减五年，将那十几年赐给他爹吧！”接着，母亲为了请神能“听”到她的祈祷，向诸神苦苦地哀求过、然而，得到的神谕却是“前世因缘，无可奈何”。
结果，母亲白白地祈祷了许久也未能如愿以偿。却说父亲死后，母亲对神许下的“孩子们的寿命各缩减五年”之约言，又必须要解除、撤回，因此，按照道教的方法，在黄纸上写好”解愿书”，由王先生在父亲灵前烧掉。王先生是父亲的道友，是特为我们主持殡葬仪式的人。据说，那天晚上，王先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王先生坐上一辆漂亮的马车，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膝陇之中，他看见我的父亲由一些穿着华丽纸衣的纸入陪伴着站在那里。那些纸衣和纸人都是和父亲的遗体一同火葬了的。据说，父亲告诉王先生：“因自身仍处修行之中，所以，于我灵前烧了解愿书也无济于事。”并将解愿方法和如何在黄纸上写文章等事教给了他。王先生生怕忘了那篇文章，于梦中突然惊醒，提紧了一颗“火枣”。火枣并非现实存在的食物，据道教解释，吃了它就不会忘事。
王先生起床后，马上将“父亲教他写的”文章提笔誊写到黄纸上。他本来是个不善作文章的人，可是那一天写的文章却相当出色，简直就像出自父亲之手一样。我记得是以“祖母、家慈在……”这样作开头语的。后来，据说是将此托梦书按照梦中“父亲指教”的那样，在灶王爷的神像前烧了。这样，母亲终于得以“解愿”。
其实，灶王爷并不是司掌寿命的神，可能是请他向专管寿命的神转达乞求吧，专管寿命的神是“北斗星君”。在父亲弥留之际，信奉道教的父亲的亲朋道友们曾聚于香案之前，向北斗星君祈祷过“延长父亲的寿命”。据说，众人祈祷的结果是得到了这样的神谕：“将洗脸盆盛满水，一周之后请看水面！”一周过后，哥哥俯身观看水面时，说是看见了一匹倒卧着的马的影子。可是，我也凑近脸盆看了看，却什么也没看见。
段祺瑞大总统
正当我们一家的头上降临了“父亲病笃”这一厄运之时，段棋瑞和张作霖这些亲日的奉天派军阀与吴佩莩为首的亲美英的直隶派军阀的战争，以北京为舞台反复不休地展开了。因而每次军阀开战，我们都不得不到天津去，在英租界外公的别墅避难，不过，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果是奉天派取得了政权，段棋瑞当上了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北京才暂时得以风平浪静…
段祺瑞这位将军对围棋非常喜好，常常允许北京的围棋高手出入他的公馆，当时在中国，虽然没有像日本那样的以下棋为职业的职业棋士，但有几位棋士可以说是近乎于半职业的。这些棋士大多以担当秘书或顾问为名受聘，出入于权贵者的府邸。他们有时也与来客弈棋，有时也接受有钱的棋迷的赏金，以此来谋生。
在段棋瑞将军公馆常常出入的棋士中，有当时人称第一棋士的顾水如。就是这位顾水如，将当时年幼棋高，初有名气的我介绍给了段棋瑞将军。从那时起，我每月以学费为名领取一百元的补贴，往来于将军的公馆。那时，我家因父亲去世收入全无，对亲戚又难有过多的指望，所以一直是靠变卖家产勉强度日，佣人也大多辞退了，即使是这样，仍然难以糊口，哥哥甚至忍痛将父亲留下的碑贴拓本也拿出变卖。因此，对全家来讲，我每月百元的学费补贴，便成为支撑全家生计的主要收入了。
顾水如为何将我介绍给段棋瑞将军，至今尚且不晓。我想，可能是由于李律阁为我开了尊口。而顾水如恰巧就在北京李律阁开的赛马场担当着顾问的差事。李律阁是我姨母婆家的大老板，所以我称他为姨父。他很会做买卖，是个大富翁。他的兄弟之中有一位名叫李择一的人，曾被安福派政权委以重任，从日本长崎的三菱造船厂买进了两艘军舰。他还曾在为解决满秒事变后的塘沽协定时，以中方代表的身份作过公证，李氏家族曾经为段棋瑞和张作霖等亲日派的北洋军阀提供过相当数量的资金。段棋瑞将军于1918年招待过方圆社的广濑平治郎先生和岩本熏先生，那时的资金主要是仰仗了王克敏和李律阁。我这位姨父还是打麻将的名人，有关他的故事我至今难以忘怀。
记得有一天早晨，我有事来到姨父家。恰巧姨父夜出晨归，刚刚进门不久。众人见姨父满面春风，喜气洋洋的，一问才知道昨夜与张作霖及其部下打了桌麻将，整整输了五十万元。据姨父说，原来去时就打算好了输那么多的，结果输的不多不少，正好是预定的金额。只见姨父十分得意他说：“这比赢五十万元要难得多噗！不简单吧！”五十万元）目当于现在的数十亿日元的巨额，我觉得姨父的话真是气量太宏大了！我也同众人一样被惊得膛目结舌。日后一问，确实有这么一笔帐：输给张作霖的那五十万元，以位于北京郊外的数万公顷的广阔农田“南苑”来作抵代，白白地出让了。无疑，输给张作霖的五十万元，是手法体面的一种贿赂而已。类似这种事情当时在中国到处皆是，司空见惯。
这个包括赛马场在内的广阔农田“南苑”于1942年被日军接收去了。被接收时恰巧我从日本回到北京，在李律阁的家里亲眼看到了这一幕情景。虽说我是偶然在场，但似乎我与此事深深有缘。那一年，我因有关“红十会”的宗教事务回国探访，因而有时也抽空上李律阁家串门。当时我和李律阁及王克敏正在畅谈以前邀请日本棋士来的趣事，大家谈笑风生，兴致勃勃。突然，一群日本军官鱼贯而入，将李律阁叫到二楼上去密谈。过了一会，只见李律阁绷着脸从楼上跟跄下来。我立即感到：可能是要被接收了。果然，事实证明我的直感是对的。
书归正传，话说段棋瑞有个习惯，每逢星期日，六点左右便步出内室，与他私聘的棋士下棋；或是观看棋士之间的时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