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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是占美国的便宜。其实，如果没有贸易最惠国待遇，中国的商品进不到美国市场，你们就买不到这么多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这对你们也是一种损失〃。这对老教授环顾一下他们的餐厅和客厅，微笑着不言。我这时又加上了一句：〃从历史上看，你们美国还侵略过中国。〃一听到侵略这个词教授脸色马上严肃下来，加重语气问我，〃你说我们侵略过中国，美国从来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你说美国什么时候侵略过你们？〃我当时想了一下说：〃再远的不提，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美国有一份吧？〃〃那是因为你们侵略了我们，义和团先包围了我们的公使馆。〃我对这回答惊呆了。因为我还从未听过这样的逻辑，但是既然辩论开始了，就接着来吧：那你认为义和团为什么要包围公使馆呢？难道不是你们侵略在先吗？“无论什么原因包围一个国家的外交机构都是不对的那么朝鲜战争呢？”朝鲜战争我们是为了保护南朝鲜不受北朝鲜的侵犯如此说，那越南战争就是保护吴庭艳的南越了？“对，我们并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我们每次出兵都是为了保护受到威胁的国家，为和平、为民主而战。”
对此我突然认识到我们是站在相反的方向看同一个问题，一个看正面，一个看背面，所以结论正相反。话不投机半句多，我为了不使这场不愉快的争论变得更糟，便起身告辞。自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邀请过我进他们家的门槛。后来在其它一些场合遇到过几次也仅是寒喧几句而已。
这是我在美国的两年时间里记忆最深的一次辩论。随着与美国人交往层扩大，我感觉到这对老教授的这种观点绝对不是仅有的，持类似观点的美国人大有人在。尤其是曾被美国过分夸大了的昔日敌人——前苏联垮台之后，美国人认为他们成了绝对的第一。这种第一的感觉使美国人往往过于自以为是，以为美国的社会模式是各国都应该效法的〃样板〃，美式的价值观念更是衡量其它国家民主程度的绝对标准。另外，再加上一种深深地扎根于美国宗教文化背景之中的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即认为美国在道德上胜过其它国家，这种偏见的倾向在美国〃客观〃的新闻报道以至〃自由〃的学术著作中随处可见。
最早的欧洲移民者飘洋过海前往美洲时，其主要原因有二——不是为了逃避宗教压迫，就是为了到新世界去发财致富。自从移居美洲的英国清教徒在科德角登陆时期，宗教就一直是美国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宗教对美国的社会以及美国人的道德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北美大陆被早期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认为是实现他们的宗教理想的〃理想之地〃。随着北美大陆的逐渐开拓，这里成为追求自由者躲避旧大陆迫害的〃净土〃，逐渐成为多数白人移民的潜意识，他们认为上帝赋予他们一个〃特殊使命〃，那就是把他们的基于基督教文明的价值体系作为普遍真理而推行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在世界上履行特殊使命的意识深深扎根于美国白人文化中，成为美国白人把美国与世界其它地区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准之一。这种几乎是与生俱有的〃美国道德优越感〃和后天形成的〃美国制度优越感〃，使美国人在看待和对待其它民族时容易采取一种深藏于内心的傲慢的态度。换言之，美国社会的确崇尚民主、人权，不过，一旦涉及到美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时，这些观念就会沾染上强烈的强权政治色彩。
一方面是为了满足美国国内某些人士的需要，一方面是基于媒体本身的立场，近几年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极力夸大中国与美国在人权问题、贸易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其它问题上的分歧，连篇累牍地指责中国，诋毁中国的国际形象，甚至鼓动美国国会和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对华政策。这种不公正的新闻报道不但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慨，同时也受到了在美华人的谴责。在美国的很多中国学者和留学生都认为近几年来中美关系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媒体的片面的不公正的报道造成的。
美国《纽约时报》1988年至1993年驻北京记者纪思道和吴洁芳夫妇曾对中国做过大量的报道，对中国的了解应该比多数美国人要深得多。1994年他们合写了一本长达500页的有关中国的书，题目为《中国觉醒了》。在书中吴洁芳讲述了一个她在中国的5年间仅遭遇一次的故事，在一次舞会上，一个与她跳舞的中国官员〃搂得她很紧〃。在书中她对这个故事极尽紧张，然而，在该书的简介中，这个故事被高度概括为通过这个故事〃吴洁芳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政府官员们对当地女性有不轨行为的中国〃。不知作者对此以气概全的错误是由于作者应有的疏忽，还是故意给读者以什么别的印象？美国总统克林顿在过去4年内至少已涉及到两次〃桃色事件〃，他的高级竞选助手默里斯最近因〃绯闻〃而被迫辞职，没有中国记者试图让中国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美国政府官员都是〃不能控制力比多的人〃。这种明显的舆论误导大概是作者对〃新闻自由〃的超高水启发挥。在书中作者还通过起同仁之口指责美国前驻华大使芮效俭（J。StapletonRoy），说他〃有一种沙坑意识〃，因为芮效俭认为他们对中国持过于批评的态度，并且不公正地突出中国的不足之处。唯一可取的是作者在最后表现出了很大的自知之明，告诉读者不要认为他们〃自己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可以说，新闻自由这个神圣的字眼在美国正在被越来越严重的庸俗新闻自由所取代，其表现是新闻从业人员日益丧失道义气判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为提高收视率、发行量、金钱、地位和名声而追逐丑闻和新闻的轰动效应，有时甚至在功利主义驱动下不惜编造新闻。尤其是对于与美国文化不同的社会，美国的新闻媒体往往随意妄加批判，有时又因以讹传讹、道听途说而错上加错。1995年9月美国主要新闻媒体在报道在中国召开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注意力大大超过了他们对世妇会议程本身的注意力。他们不顾事实，把他们所看到的一个点当成反映整个中国妇女状况的论据，编造中国妇女〃不平等〃的故事，给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美国的《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都曾提到在中国每年大约有几十万妇女做人工流产手术。且不说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但却被美国依阿华大学的一名教授拿来并做一番夸张之后用来攻击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1995年10月18日，这个名叫文恩的教授应邀在另一所美国大学作题为《在新的历史时期联合国应该怎样迎接新的挑战》的〃学术报告〃时极力指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说什么由于中国的〃一对夫起一个孩子〃的政策，在中国每年有几百万婴儿无辜〃消失〃；以及很多家庭把刚出生的女婴弃之荒野，等等。更有甚者，还说什么在中国有很多地方立有这样的牌子：〃不要把狗和女婴扔进河内！〃。该报告还被当地报纸进行了渲染性的报道，自然引起了当地中国留学生的不满和抗议。
即使在美国国内，人们对传媒和新闻记者的看法也越来越倾向于否定态度。大部分美国人对当今的美国新闻媒体和记者也啧啧烦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电影塑造的记者形象的逐步变化也足以说明，记者及新闻媒介的信誉在大众心目中已日趋低落。
30年代的电影塑造的记者形象是具有勇敢、坚毅个性的普通人；70年代，在《总统身边的人们》的电影里，罗伯特。雷德福和卡尔。伯恩斯坦仍属于收入较丰厚但又不畏权势、正直、敢讲真话的记者。
80年代以来，银幕中的新闻记者却被刻画成了比律师、政治家及商界大腕更令人讨厌的人物，这几种人在反映白领阶层的电影里一向是反面人物形象。在1981年制作的《不存恶意》这部电影里，野心勃勃的新闻记者萨利。费尔德居然轻率而不负责任地发表文章指控商人鲍尔。纽曼犯了杀人罪；1987年发行的名为《广播新闻》的电影中的新闻广播员威廉。赫尔特也是一名风流人物，他排斥一切事物而只追求个人利益；在从1988年开始播出的《死难历程》系列节目中，电视记者威廉。艾瑟顿是一个油腔滑调、令人厌恶的小丑形象，为了上电视、出风头，他宁愿以谎言来骗取观众；1993年上映的《升起的太阳》则把新闻记者描绘成了十足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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