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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权给一个员工以一定的行权价格——一般是一个很低的价格，在一段时间里买人公司普通股的权利。1999年，易趣总共有400万股，假设一个员工拿到2％即8万股，行权价格是1美分。公司在2003年卖给eBay的时候，每股已经拆分为10股，拆分后每股4美元，这些期权价值是（4－0。01/10）×80000×10=320000美元。
在公司很小的时候，老板付不起很高的工资，而且要求员工放弃原有稳定的工作，这时，期权就是一个激励员工的很有用的东西。除了可以“吸引”员工加入，期权还可以起到“留住”员工的作用。一个员工拿了工资或奖金就离开公司，对公司肯定有损害，但对员工自己没有损害。员工如果拿了期权，情况就不一样了。
首先，期权一般都有3～5年的行权期，早走就少拿，如果是5年行权期，他两年就走，只能拿五分之二；其次，一般的期权协议规定，辞职员工在离职后90天内需行使期权，过期作废。这样，即使是一分钱的期权，员工也可能要拿出上万元才能拿到这些普通股。而在公司上市前，这些普通股是不流通的，对很多员工来讲，买不买是一个困难的决定；第三，一个重要的员工走了，对公司造成损失，他作为股东同样也要承受这些损失，这会促成一个员工留在公司，至少不会去投靠竞争对手，做出对公司有害的事情。
讲了这些基本概念，接下来谈一些操作层面上创业者经常遇到的问题。
第一，最常见的问题是“给多少”。总的来说，“给多少”主要取决于员工在公司的职位、薪水和公司的发展阶段。公司初创时（定义在VC进入之前），一个副总可能要2％～5％的期权；A轮融资之后，副总变成1％～2％；B轮融资后，副总变成05％～1％；C轮或者接近IPO的时候，副总就是0。2％～0。5％。公司除了创始人之外的核心高管（如CTO、CFO等）一般是副总的2～3倍，总监级别的一般是副总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依此类推。这只是一个大约的估计，实际操作上还有很多因素。如一个副总可能想要更多的期权，肯把他的工资降到很低，公司到后期，期权就不再以百分比来谈，而是以股数来谈了。
有人可能会问我如何定义副总、总监，因为不同的人定义可能是很不一样的。我定义副总是一个能掌管一个或几个公司部门，管理至少几十个人的管理人员，是一个你可以想象在公司成熟，甚至上市后，还是一个随着公司成长，能继续做副总的公司职员。总监是一个在公司早期能负责一个部门工作，但在未来还看不出能够在公司成熟后继续独当一面的人，他可能成为副总，也可能成为副总下面管理一个部门中一个或者几个分支的负责人。总监电可能是一个最核心、最厉害的技术高手。如果你对副，总、总监的定义不一样，可以对我刚才的数字做调整。第二个问题是行权期的问题，3年、4年还是5年？很多创业者都觉得短一些好，我觉得长一些好。做一个好公司，3年成功是非常幸运的，5年比较正常。你不希望你的员工过了两年半来问你：“我的期权再过半年就全部行权了，请再给我一点吧。”还有一个条款是在公司上市或被卖的时候，员工没有被行使的期权是不是应该全部立即行权，大家对此没有一个共识。我觉得可以把剩下的一半没有行权的期权行权，这样员工比较高兴，觉得比较公平。同时，可以避免出现公司上市或被卖后很多员工马上走掉的情形。
第三个问题是期权给多少人为宜。易趣当时走的是硅谷道路，公司几乎每个人都有期权，而且发得很早，公司刚开始就有，员工过了试用期就发。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大家可以齐心协力，一起把公司做大。坏处是每个人都能“免费”拿到，很多人不够珍惜。也有些公司走另一个极端，期权发得很晚，公司快上市的时候才发，而且发得很少，很多员工都没有。我参与过的几家公司采取的是折中方法，还是有比较多的员工获得期权，但不是“自动”的，而是员工的职位或者工作表现达到一定的标准再给。
第四个问题是行权价格该怎么定。如果A轮的价格是2美元，行权价格应该是2美元、1美元还是20美分呢？很多VC坚持定为2美元，理由是如果VC不赚钱，最终退出时股价不到2美元，那员工也不应该赚钱。
我不是很同意这个观点。首先，期权的目的就是要吸引、激励员工，行权价格定得越低，每股期权的价值就越大，就越有吸引力：其次，在公司最终上市或卖掉时，期权的行权价格并不影响VC的回报。所以，如果把行权价格定得高，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那么，期权的行权价格要定得低，能有多低？这要看会计师的意见。一般，会计师会允许一个初创企业以上一轮优先股股价的十分之一作为期权的行权价格。到公司接近上市的时候，行权价格就会慢慢接近优先股价格。上市后，行权价格一定是上市股票的当前价格。
责编：叶青
iPhone的亚洲冒险《IT时代周刊》2010年1期廖建军
作为数字时代当之无愧的新宠iPhone，是否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对它都丧失了“免疫力”？
2009年11月28日，终于突破贸易壁垒的iPhone得以在韩国市场发售，据悉在发售的前三天，包括预订用户的在内，iPhone在韩国大约销售了6。5万部。
但是这一数据并不能给iPhone在亚洲的销量带去些许亮色。2009年10月，中国联通引进iPhone，相关数据显示，在发售的前四天，联通版iPhooe的销量仅为5000部：此前，印度版的iPhone早已遭遇“滑铁卢”；而自2007年iPhone进入日本市场，它的销量一直滞缓，以至于分析师指出：“iPhone在日本的销售非常糟糕，即使免费（附两年合同）也无人问津。”
难道亚洲地区对iPhone产生了“抗体”？iPhone在美国初次发售时，其销售渠道除了自有的苹果商店（App Store），还有独家运营商AT&T。发售前一夜，纽约第五大道排起的长龙为iPhone戴上了其他手机无法匹敌的光环。随后，苹果将这一模式延伸到欧美其他国家和地区，iPhone同样在当地引起了轰动、据悉，iphone的大部分销量均来自这些地区。
欧美地区的消费水平、生活习惯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水平相差无几，iPhone在美国市场上引起轰动，继而带动整个欧美地区，这种裙带效应当不足为奇。不过在亚洲，情形似乎没那么简单。
iPhone的硬件价格不菲，但运营商通过补贴的形式，让它的价格不仅可以接受，甚至看起来相当诱人。与AT&T签署两年合同的美国新用户购买iPhone只需要99美元。既然如此，肯定会有人说，经营iPhone的运营商都可以推行这种补贴政策呀！
但问题是，那要有得补。欧美地区的运营商主要是利用用户数据下载带来的费用抵消iPhone的一部分价格，在这里，3G的推广早已是5年前的事。但在亚洲部分地区，数据下载业务并没有成为主流，以印度为例，3G无线通信仍在发放牌照的初级准备阶段，更不用说用户已经养成了无线下栽的习惯。于是，引进ipbone的远营商无法从数据下载业务中获利，最终只能靠销售裸机支撑门户，这便有了印度市场上8GB版iPhone售价为710美元，16GB版iPhone售价为825美元的天价。
沃顿商学院曾撰文指出，iphone在印度的败北主要是因为定价太高，远超过当地人的消费水平。然而在笔者看来，不是人家不想降，只是没法降。如果非得力挺iPhone不可，运营商似乎只有一条死路了，割肉，“贴本大甩卖”。
以上的分析在韩国、日本这样的亚洲国家似乎并不合适，因为日本是最早推广3G无线通信的国家之一，而韩国一直夸耀其拥有全球最为先进的移动系统。日韩两国的运营商完全可以通过补贴来降低iPhone的硬件价格，更何况以这两国的消费水平，价格在这一地区不可能成为拦路虎。那为什么iPhone在日本推出近两年却仍未引爆民众的消费热情？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百姓时iPhone不感冒是由于碰上另外两只“拦路虎”——傲慢与偏见。
去年9月，韩国政府对一项阻止外国智能手机进入韩国市场的法案进行了调整，允许苹果在韩国销售iPhone。此后，韩国报纸和网络论坛就充斥着对苹果及iPhone的批评声，它们对iPhone的质量以及苹果的售后服务提出了强烈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