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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萨特:荒谬人格
特看到这些应征入伍者尽管千差万别,但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社会的。 这与萨特在几个月前在学校里碰到的人大有区别。 在那个时候,他所看到的人都是简单的,大家都没有想到自己是有社会性的个人。 与大多数青年人一样,萨特在那时也以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在这时,萨特才感到这个至高无上的自我遭到了否定,通过这一否定,萨特才意识到世界的沉重感,意识到人与人关系的不可回避的重要性。萨特被编进了驻扎在南锡的第70师,他那时仍然有点相信战争不会拖得太长。 但德国军队看来却是势不可挡,不到一星期就摧毁了波兰,而英法却一直在敷衍了事,未能在西线有所作为。英国派出的二个师的部队直到9月26日还没有到达前线,法国则在所谓“萨尔攻势”之后进入“空头战争”。
西线无战事,进入了一片宁静。在简单的队列训练之后,萨特被派到108防区的一个气象站。他每天的工作是放气球升空,然后用望远镜观察它们,并用电话把测得的风向情况通报给炮兵军官。 由于炮兵们不用发射任何炮弹,所以无论风怎么吹,都不会产生任何实际影响。 萨特在从气象站写给西蒙。 波伏娃的一封信中说:“这儿极其平静(我无法想象,在军队里,除了负责把信鸽随时放出的信鸽饲养员之外,竟还有更闲适、更富有诗意的工作)
,我有大量空闲时间,就用来完成我的小说。“
(《心心相印》第104页)
在1939年整个漫长的冬天,萨特有充分的时间把他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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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写了又改。1940年4月,德国占领了丹麦和挪威,但萨特在法国军队里的富于诗意的闲暇却还在继续。 就这个月,他得到一次特别的休假,到巴黎接受颁发给他的《墙》的小说民众奖,他的《想象心理学》也在这个月出版了。 回到部队,他开始构思他的多卷本小说《自由之路》,并写出了其中的第一部《懂事的年龄》的一部分。彻底打破这种平静的,是法西斯在法国上空倾泻的钢铁。5月10日,德国空军袭击了法国北部的机场,德国装甲部队越过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边界。 三个星期后,隆美尔将军率领德军横扫法国北部,直捣英吉利海峡。30万英法联军不顾头上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在敦刻尔克抢着登上各种型号的船只,横渡英吉利海峡逃往英国。6月4日是个倒霉透顶的日子。这天,巴黎郊区遭到德国人的轰炸,西蒙。 波伏娃与成千上万的巴黎平民开始大逃亡。6月14日,德军进入巴黎。 第二天,年迈德高的贝当元帅在电台代表法国军队和法国政府“以沉痛的心情”宣布了他对德国的停战要求,这实际上是对德国的有条件投降。 四天以后,萨特在洛林地区当了德军的俘虏。在战俘营关押期间,萨特能够和西蒙。 波伏娃保持一定的通信联系,他不断地安慰西蒙。 波伏娃说,战俘营的生活条件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难以忍受,虽然食物短缺,但他却能够继续他的写作。 不过,他很快就病倒了,住进了集中营病房。在萨特被俘期间,西蒙。 波伏娃没有少担惊受怕,一会儿觉得萨特快要被饿死了,一会儿又觉得今生今世再也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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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萨特。1941年3月的一个夜晚,萨特鬼使神差般地回到了巴黎,出现在西蒙。 波伏娃面前。 原来他逃离了集中营,冒充平民混过了德国人的检查跑回巴黎的。我相信这样一种说法:有两种人是别人不得不另眼相看的,一种是上过战场的人,一种是蹲过监狱的人,因为战场和监狱都是让人被迫抛弃幻想的地方,都是生命的真实以不可逃避的方式向你迫近的地方。如果说,由于历史的原因,萨特曾经置身其间的战场还有点不伦不类的话,那么他所蹲的监狱却是货真价实的,那是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战俘营。 尽管萨特不断地安慰西蒙。 波伏娃说,在战俘营的生活并不是那么不可忍受,但这一囚徒生涯还是在萨特的记忆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使萨特的世界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很多年以后,萨特在回忆这一变化时说:“战争正好把我的生活分成两截。 开始打仗时我三十四岁,结束时我四十岁,我真的从青年转入壮年。 同时战争向我披露了我自己和世界的某些面貌。 比如说,我是在战争中才体会到被囚禁这一深刻的异化,我也是在战争中才体会到与人的关系,体会到敌人。 真正的敌人,不是与你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或者用言语来攻击你的对手,而是只消对几个武装人员做一个简单的手势就可以逮捕你、把你投入牢房的敌人。”其次,我也是在战争里体会到社会秩序和民主社会的。尽管受压迫,被打倒,社会秩序依然存在。 正因为民主社会受压迫,被摧毁,因为我们为保全它的价值而斗争,希望它能在战后重生,我们才体会到它。 你不妨说在战争中,我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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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个人转向社会,转向社会主义。 这是我生活中真正的转折点:战前和战后。 以前这使我写出《恶心》那样的著作,在那里与社会的关系是形而上学的,以后这慢慢导致我写出了《辨证理性批判》。“
(《七十岁自画像》,《萨特研究》第91—92页)
《辨证理性批判》是一本努力使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书。 在这本书,萨特几乎全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念,哲学不再是孤独的个人的抽象的存在感悟了,而是体现着时代“上升”
阶级的一种意识,它具有推动政治、左右社会实践的意义。 而萨特向马克思主义的靠拢,这种哲学上的社会历史观念,都不过是他的存在主义的“他人”理论的引伸和发展。
二、他人就是地狱
说到萨特存在主义的“他人”理论,人们不由得要想起他在其剧作《间隔》里提出的一个命题:“他人就是地狱。”
这部剧作实际上是萨特在其《存在与虚无》中论述过的他人理论的一次形象化阐释。《间隔》这一剧名也有译作《禁闭》的,上演于1944年,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就是在1943年出版的。 这种时间上的联系并不是一种巧合,它表明萨特在那段时间对“他人”
问题的重视。 他要通过戏剧形象使他在《存在与虚无》中的有关探索得以生动形象的表现。三个被打入地狱的灵魂,其中一个是男性,叫加尔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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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是报社记者,一个胆小鬼,因为临阵脱逃,在国境线上被抓回来,给枪毙了。 另外两个是女性,一个叫伊奈司,同性恋者,一个叫埃司泰乐,是个淫荡的杀婴犯。 他们在地狱中并未受到世人传说中的地狱酷刑,而是被罚关在一起。 他们无法避免地处于相互的注视之中,在别人的眼中成为“他人”
,因此也无法避免他们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折磨。他们刚被关在一起的时候,互相之间还力图保持一种冠冕堂皇的姿态,每个人都尽力为自己生前的所作所为辩护。他们由自我洗刷到相互盘问,由相互盘问发展到相互攻击,后来闹得不可开交,于是他们明白了:他们三个人之所以被关在一起而不受刑戳,并不是说他们可以免于受罚,恰恰相反,他们被安排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惩罚,是一种不同于肉体惩罚的灵魂折磨:
伊奈司:我一清二楚。(顿。)您这出戏演给谁看?
咱们是彼此彼此。埃司泰乐(厚着脸皮问)
:什么彼此彼此?
伊奈司:都是杀人犯。咱们现在是在地狱,我的小乖乖,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错不错的问题,从来也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人送进地狱的。埃司泰乐:别说了!
伊奈司:送进地狱!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