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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解释：“不管f是什么，如果‘x是一个大将’蕴含fx，不管x是什么，那么结果
就是f（拿破仑）。”这好象是说，给f补充了一个我们竭力想避免的内容。我以为这
个困难确实是有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解答。毫无疑问，没有代表宾辞或关系辞的变项是
不行的，但是我觉得一种专门方法应该是有的，用这种方法就能保持名称与宾辞、关系
辞之间的本体论上的地位的差别。
数理逻辑的作用不是要在本体论上疑不能明的地方把它建立起来。而是要把指示一
个事物意义明瞭的那些字的数目减少。从前有一种通常的见解，以为所有的整数都是实
体。那些不这样极端的人至少也相信１这个数目是一个实体。我们无法证明不是如此，
但是我们能够证明在数学上是找不到证据的。
最后，“有普遍吗？”这个问题的意义是暧昧不明的。按某些解释，对这个问题的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按另外一些解释，现在好象没有明确的回答。我对于普遍在本体论
上的地位的意见见于《对意义与真理的探讨》的末一章。
Ⅲ 斯特劳逊先生论指称
Ｐ．F．斯特劳逊先生在一九五○年的《心》杂志里发表了一篇文章《论指称》。
这篇文章又在《概念的分析论文》一书里重印出来，这本书是安托尼·夫路教授选编的。
下面的引证是根据这篇重印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是驳斥我的叙述学说。因为我
发现我所敬重的几位哲学家认为这篇文章已圆满地达到了它的目的，我认定应该有一个
答辩，首先我可以说，在斯特劳逊先生的任何论证里，我完全看不出一点确实性来。究
竟这是因为我上了年纪，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我不得不请读者来判断。
斯特劳逊先生的论证的要点是在于把我一直认为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弄成了一个，
即，叙述问题和自我中心问题。
我已经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讨论了这两个问题。但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我在讨论其中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没有讨论另一个。因此斯特劳逊先生就有了借口，
以为我忽略了自我中心这个问题。
他小心地选择了材料来助成他的借口。在我最初说明叙述学说的那篇文章里，我特
别讨论了两个例子：“现在的法国国王是秃头”和“斯考特是《威弗雷》的作者。”后
边这个例子不合斯特劳逊先生之用，因此，除了马马虎虎地提了一点以外，他对于这个
例子完全置之不理。关于“现在的法国国王”，他抓住有自我中心性质的“现在”这个
字，他好象不能理解，如果我用“在一九○五年”这些字代替了“现在”这一个字，他
的全部论证就要瓦解了。
也许不是全部，其理由在斯特劳逊先生动笔以前我就说过了。但是不难举出一些别
的例子来，这些例子用的是完全没有自我中心的叙述短语。我倒喜欢他把他的学说用于
以下的句子：“负一的平方根是负四的平方根的一半”，或“三的立方是直接在第二个
完全数之前的整数。”在这两句里都没有自我中心的字，但是解释叙述短语的问题正和
有自我中心的字是一样的。
在斯特劳逊先生的文章里，没有一个字暗示到我曾考虑过自我中心的字，更没有暗
示到关于自我中心的字他所主张的学说正是我用了很多篇幅颇为详尽地说明了的那个学
说。他的关于这类字的主张的要点是，这些字指什么完全要看什么时候用这些字，在什
么地方用这些字。他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关于这一点，我只需从《人类的知识》（第
１０７页）中引一段就够了：
“这”是指用这个的字的时候占据注意力中心的任何东西。非自我中心的字中那个
不变的性质是和被指的事物有关的某种东西，但“这”每次用的时候是指不同的事物。
其不变的性质不是被指的那件事物，而是这个字个别使用的关系。不拘什么时候用这个
字，用这个字的人是注意某个东西，这个字就是指这个东西。
如果一个字没有自我中心的性质，就没有必要分清用这个字的不同的场合。至于自
我中心的字，我们必须有这种区分，因为这类字所指的是和使用这个字有某种关系的一
种东西。
我也不能不提一提我讨论过的一件事（第１０１页以下），那是我和一位朋友在一
个黑暗的夜里走路。我们失去了联络。
他喊道：“你在哪儿？”我答道：“我在这儿。”把世界加以科学的叙述，最要紧
的事是把一个论断中自我中心的成分减到最低限度，但是能做到这个地步是程度问题，
若是有关经验的材料，就永远不能完全做到。这是因为所有属于经验的字的意义最终是
有赖于用实物表示的定义，用实物表示的定义有赖于经验，而经验是有自我中心的性质
的。但是，我们能够用自我中心的字来叙述非自我中心的东西；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
才能使用普通的语言。
这一切也许对，也许不对。但是，不管对不对，斯特劳逊先生不应该把这个学说说
得好象是他发明的，而其实是在他写文章以前我就提倡过这个学说，固然也说不定他没
有完全了解我的话的意思。关于自我中心，我不再说什么，因为我认为斯特劳逊先生把
自我中心和叙述问题连在一起是错误的，我之所以这样想其理由我在前边已经说过了。
我难以了解斯特劳逊先生关于名称这个问题的主张。他在文章中指我的时候，他说：
“合乎逻辑的专名是没有的，（在这个意义之下的）叙述是不存在的”（第２６页）。
但是他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份的《心》杂志中写文章涉及到奎尹的时候，他又有不同的论
调。奎尹有一个学说，就是，名称是不必要的，名称永远可以用叙述来代替。这个学说
使斯特劳逊先生颇为震惊，他震惊的理由我是看不出来的。可是我要让奎尹为自己做辩
护，他自己是能照管自己的。为达到我的目的，要紧的事是把斯特劳逊先生放在括弧里
的“在这个意义之下的”这几个字的意思说明白，就我根据上下文所能看到的，他是反
对相信有些字只有因为有某种这些字所指的东西，这些字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这个
某种东西，这些字就是一些空洞的声音，就不是字。在我这一方面，我认为如果语言要
与实际有什么关系，这类字是不能没有的。用实物表示定义的办法可以让人看得明白这
类字是不能没有的。我们怎么知道“红”和“蓝”这类字是什么意思呢？除非我们看见
过红、看见过蓝，我们是不能知道这些字的意思的。若是在我们的经验中没有红、没有
蓝，我们也许想出某种细致的叙述的方法来，我们能用这种叙述来代替“红”这个字或
“蓝”这个字。举例来说，如果你是和一个盲人交谈，你可以把一个红热的火箸拿近他，
让他感觉到这热度，然后你可以告诉他，红就是他所会看见的，如果他能看见的话。当
然你就不能不用另外一种细致的叙述来代替“看见”这个字。任何这个盲人所能了解的
叙述不能不用表示他以往的经验的字。若是个人的词汇里的主要的字和实际没有这种直
接的关系，语言一般说来就没有这种关系。若是没有“红”这个字所指的东西，斯特劳
逊先生试试看能不能给“红”这个字以通常有的意义。
这又把我向前引到一点。“红”平常是当做一个宾辞看，是指一个共相。为适合哲
学上的分析，我倒愿意有一种语言，在这种语言中，“红”是一个主辞。固然我不能说
把它称为共相绝对是错误，我不能不说这样称呼它是引起混乱。这一点关连到斯特劳逊
先生所说的我的“在逻辑上是不幸的那个名称学说”（第３９页）。他不屑于提一提为
什么他认为这个学说“在逻辑上是不幸的”。我希望他在将来什么时候关于这一点对于
我们会有所开导。
这把我引到一个基本分歧之点，这是我和斯特劳逊先生所附和的那许多哲学家们之
间的分歧。他们认为普通的语言就够好的，不但对日常生活说是如此，而且对哲学来说
也是如此。正相反，我认为普通语言中充满了暧昧与粗陋。要想把它弄得精密正确，就
需要在词汇和句法这两方面把普通语言加以改变。大家都承认物理学、化学和医学每一
门都需要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不是日常生活上的语言。我就看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