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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
2、实行工业国有化。使一切大中小企业均置于国家直接控制之下，为此建立了垂直的指令性经济管理体制；
3、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劳动不付工资）和劳动者军事化管理；
4、实行接近平均主义的经济关系实物化分配制度。
这就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战时（军事）共产主义体制〃。
这种共产主义体制具有以下五大特征：
1、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权力，在工业中把大中小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在农业中以剥夺富农、中农为基础（因为贫农一无所有），无偿占有并支配农民的粮食及其他产品。
2、在国家经济生活（生产、贸易、分配）中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也是后来著名的俄罗斯官僚主义的产生根源）
3、对劳动力实行强制分配和无偿征用（义务劳动名义的徭役奴工制度）。
4、实物化经济分配方式，废除商品交换与货币（即〃供给制〃）。
5、在分配领域中实行政治性歧视，按〃阶级〃分配口粮及消费品。
6、废除商品交换和滥发货币及代用币（各种实物票券）。
但是上述政策导致了革命者当初意想不到的严重社会后果：
一，发生急剧的通货膨胀导致货币体系瓦解；二，粮食及一切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三，黑市交易大规模发生。
6、由雇佣制向徭役制转变是历史的倒退
记者：你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后建立的义务劳动制度？
何新：我认为，强制性的义务劳动实际是一种徭役制度。如果把义务劳动即不付报酬地直接征用劳动力变成一种国家制度，那么这就是一种徭役奴工制度。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大运河，其实都是这么做的。尽管所从事的也是一种社会公益性工程，但仍然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历史上秦与隋的速亡，与这两大工程是有关的。
十月革命后，当时苏维埃以〃革命〃的名义，也实施了这种义务劳动制度。当时的革命者以为这是一种新形态的共产主义劳动制度（〃各尽所能〃），殊不知由资本主义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向这种无偿劳役制的转变，恰恰是一种倒退。即由资本主义雇工劳动制度倒退到无偿的奴工徭役制度（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学大寨〃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记者：无偿劳动当时是一种临时运动，还是一种常规性的制度？
何新：1918年10月5日，革命人民委员会做出一个决议，规定对一切非劳动者实行强制劳动。具体办法是，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只有完成一定的劳动义务，才能领取到相应的口粮。同年12月公布的《劳动法典》规定，凡年满16周岁至50周岁的公民，都应完成劳动义务。不从事社会公益劳动者，地方苏维埃有权对其实行强制。
许多从事军工生产的企业和工业部门都先后实行了军事化管理。政府规定，凡自行离开岗位者，视为叛逆行为，会受到战时法令的严惩。
十月革命后实行这种激进的经济政策，在一个特殊时期支撑了战时经济的运转。但这些措施的后果是，政府支出剧增，财政收入日少，国家只好靠大量增发纸币〃填补〃财政赤字。1919年财政赤字占政府支出的77．3％，1920年达84．1％。据史料披露，当时造币局的工人劳动是最紧张的，他们每天工作长达16小时，工人数比战前净增两倍。即使这样，货币增长量还是不能满足政府的需求。
造成庞大财政赤字的原因，除了军费开支以外，也还因为工业国有化过快，不少企业成了国家的包袱。1919年3月4日，人民委员会宣布法令，放弃银行贷款制，全部改行财政拨款来〃养活〃企业。财政赤字已如脱缰野马，完全失去控制。1918年对企业拨款额为50多亿卢布，1919年为500多亿卢布，1920年近上升至4000亿卢布。
滥发纸币的结果，使币值一落千丈。1918年7月1日货币流通总额为430余亿卢布，1921年则为11，680多亿卢布，4年之间增长20倍以上。消费品价格则上涨2万多倍！
在纸币币值几乎已贬为零的情况下，经济关系必然走向实物化。一切货币税收、货币工资、货币流通，统统成了有名无实的东西。
然而当时却存在着一种思潮，革命者们认为发生这种通货膨胀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因为货币属于〃资本主义范畴〃。货币贬值正是资产阶级货币在进行〃自我否定〃。通过它可以使资产阶级手中的存款化为乌有，从而彻底剥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让经济关系实物化，有助于实现〃无商品和无货币的社会主义〃。
应当指出，这种以无偿占用社会产品，掠取全部经济剩余品，无偿调用社会劳动力的制度，实际是一种野蛮制度，而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因此它引起社会中日益增强的不满和反抗乃是必然的。
1973年，苏联出版了基姆佩尔松的名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践、意识形态》（我以上引用的资料即根据此书）。这位作者指出，革命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胜利，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空想，幻想跨越过渡时期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这一系列的空想，就构成了战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理论的基本体系。
战时共产主义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深刻的、长远的影响。这是在东方国家特有土壤滋生的一种特殊的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根本精神是试图采用军事强制（专政）手段解决社会经济建设任务。
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或者叫军事共产主义，在1958年和1966年的中国，在1978年的柬埔寨，都再度被狂热地重新实验过。
记者：这种实验也都一一失败了。
何新：它必然失败。因为它违背了历史规律。反社会主义的西方理论家，认为这种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失败。其实正是这种失败，反而恰恰不断地验证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必须适应也必然适应于生产力的历史决定论观点。但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以后再谈。
应当指出，在发生社会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全社会被狂热的革命激情所笼罩和鼓舞，从革命的政治领导人到多数民众都可能在一定的时段内失去现实理智。革命军队是不需要支付工资的。革命本身也是不计较经济成本的。为革命而牺牲生命者更是不会向社会索取代价的。保尔·柯察金就是十月革命时代这种革命激情所产生的一个典型政治人格。
尽管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保证了国内战争取得胜利。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新政权不想调整政策，而仍试图靠这种战时体制和革命激情进行经济建设。结果，苏联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措施时，人们是用一整套社会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来动员、支持、维护这些激进措施的。而最系统、最典型地论述战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学代表作，就是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
7、革命在一个时段内可以创造非理性的奇迹
记者：为什么已夺取国家政权的共产党人，却不能掌控经济，无法将社会直接引上共产主义之路呢？
何新：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们后面再详谈。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就是关于〃经济人〃的假定。这个假定是，在社会中活动的一切个人，都是为利益所驱动的，如果面临不同选择，人人都会按照个人物质（经济）利益最大化模式作出选择。
记者：这是一个经济理性主义的著名假定。你认为它是否正确？
何新：这个假定会受到共产党人，受到一切宗教家以及各种理想主义者的嘲笑。为某种抽象道义目标和理想主义价值而奋斗的人，常常作出违反个人利益的选择。例如格瓦拉，他放弃在古巴革命政权中的高位而赴身丛林，这难道是一种经济理性主义的选择吗？
历史中狂热的革命者，总是试图通过操控人们的思想，试图把激情的历史瞬态固化为常态，把非理性的少数人，通过思想教育和改造，转变成社会中多数人的激烈行动。
这种实验，在20世纪自从1917年以后，在苏联、在中国、在越南、古巴、朝鲜曾被试验过多次。但历史证明，革命激情一旦冷却，理性的利益抉择还是要占据上风。〃经济人〃最终会取代〃革命的人〃。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实验，其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