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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则纯自由市场经济即将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
二
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已分化为二元化结构,即分化为(-)国家财政经济(二)民营(私人及集体)经济两大部分。
近年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利润总额中的分成比例不断下降,导致主要偏重依赖国有企业提供收入来源的国家财政经济陷入困境。
这种困境表现在两方面:
1.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跟不上国家及国民经济需求的增长;
2.国家财政的增长速率跟不上通货膨胀的实际增长速率。
另一方面,众多国有企业日益入不敷出,必须日益严重地依赖政府经济支持(设立下岗基金也是一种财政补贴的特殊形式)及其他政策支持而生存。而民营企业则向政府提供日益增多的税收,成为国家及地方财政收入的日益重要的来源。
三
1992年后中国的改革,曾尝试沿着两个方向进行:
(一)推进市场主义导向的企业改革,即所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政策目标是建立股份制化企业,通过资本股份化方式;将产权转化和分化,也将债务包袱转化和分化,从而将亏损的国企包袱逐步卸掉,进而逐步由能提供经济剩余即税收的民营经济所取代。但是,这一改革方向,一方面由于遭遇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当代思潮特约评论员),另一方面由于濒临破产的国企抛出大量失业人员已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安,因而难以推行。(二)实施税制改革,建立中央与地方税收分流的新税收体制。这一改革有得有失有利有弊。其弊病之一是,由于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即主要直接来自地方税收。这就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不仅强化了地方经济闭关自守的保护主义倾向,也使得地方政治与地方民营经济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事实上只有民营经济才能为地方政府提供丰厚的税收(而多数国营经济均濒临亏损或破产)。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官员以权力对私营经济的保护和支持,一部分官员借此获得个人经济收益。在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下,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干部阶层因而发生分化:(一)形成了地方官僚与地方财阀相结合的地方主义势力。(二)出现了为民营经济利益集团直接提供政治服务的买办官僚。
四
与国民经济结构的二元化同步发展,中国金融体系也发生了二元化。在中央政府控制的中央金融之外,近年形成了支撑民营经济的第二金融体系。活跃的上海及深圳交易所是这一新金融体系的两大象征。非国家银行的金融中介机构迅速成长。通过买卖及炒作原始证券等金融衍生交易而使借贷资金量显著增长,并创造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庞大金融资产。这种间接金融过程不但增加了借贷资金的供给,也使国民经济中的流通资产量大大膨胀。可以说,正是深沪两大金融市场,在政府近年严厉的宏观调控形势下,仍能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从而刺激了华东华南及沿海经济保持继续增长势头并维持局部繁荣。
第二金融体系的生成,还提供了国内资金融通的体制外循环渠道。不仅为民营经济提供了金融手段,又融入了国际资金来源。至于所谓〃数万亿民间储蓄〃中的一部分,与通过国家金融机构转移渗入的国有资金相汇合,成为93-96年间房地产、期货及证券市场炒作的主力。这种第二金融力量的形成,促进及加速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性质转变。
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资本市场方向的快步发展,是在1993年以后。自那时以来的五年中,中国的新生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已由商业流通领域及产业领域,迅速扩张到金融信用领域,从而正在演进到市场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作为经济主导形态的经济资本主义。
五
由产业资本主导转为金融资本主导的经济运动,这一转化,首先是由1992…1994年全国范围的房地产开发效促发的。
房地产热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房地产开发的一般模式是:一块土地,由地方政府批给某人或某公司。某人或某公司即以此土地为抵押取得国家银行贷款。这笔贷款因而被用于投资(开发建设)以及高额消费。当贷款因房屋销售困难而无法被偿还时,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即作为抵押物而转到银行名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这块土地本来是国家所有的,但最终又通过银行 回到国家手中。这似乎是一个魔术,当这同一块土地由国家(抽 象意义的)转手到国家银行名下时,这块土地成为下金蛋的鹅,为土地批租者、征地者、银行创造了巨大经济收益(实质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地租)。(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有土地统一地产的分割、私有化也由此实现。(只要银行再将作为被抵押物取得的各地地产予以公开招标拍卖,这些土地即可通过货币化而过渡到实际的私有化)。
另一方面,如果这块房地产上的投资能够实施完成,那么银行虽能收回投资,但这块国有地土也通过其建筑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转让而被私有化。国家银行的巨额货币资本,在1992年后正是通过房地产开发这一媒介,即通过对国有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有价转让,而导致资本性地租及级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业提供过剩资本的媒介下,这种地租以房地产投资的高额回报形态实现,并迅速转入开发商手中。通过土地的非国有化运动(批租热的实质),导致房地产投资热。然而,又正是房地产开发业所产生的这种高利润(实质是地租),刺激了1993一1995年中国经济的繁荣。
在中国已初具了市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条件下,这种实质是土地租金而表现为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率的经济机制,自动吸引拥有过剩资金而寻求赢利出路的各级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将其拥有的资金投入沿海及各地开发区,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间中国以房地产热为动力的经济繁荣。
六
应指出,1992年以后以房地产开发为中心的金融投机狂潮,也是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诱导及推动下发生的。最近十年以来,国际资金市场,由于实业投资不景气,而呈现巨额金融资本过剩。一部分过剩资金流人 国的房地产开发业。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另一种政策选择是利用中国自身的廉价劳力优势,向世界市场寻求外向化发展和全方位开拓。然而由于房地产热及由此刺激起来的国内需求迅速膨胀,吸纳了大量国内资金及资源,使中国经济再度转为内需主导,从而诱发了1994…1996年的高速通货膨胀。这种高通货膨胀率发生的根源,是泡沫经济。
所谓泡沫经济,其实质是消费型经济,即高额消费大于实物产出的债务型经济形态。这种债务型经济的支撑点有三个方面:
一是财政赤字。1993…1996年累积财政赤字总额已达500亿元。一是通货膨胀,一是内外大规模举债。目前中国内债额巨大,其总量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率也相当高)。又据报道,外债总额超过现有的1000亿美元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中国外汇的存底实数不仅不高,而且涵有负指数。
七
1994年以来通货膨胀的高速发展,迫使政府采取〃宏观调控〃的货币收缩政策。但是:(一)宏观调控,即以金融收缩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可能实施,表明中国金融资本即统治工业的银行资本对企业命运已具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性作用。(二)由于中国经济已呈二元形态,以收缩政府信贷为主要政策措施的〃宏观调控〃,其主要压力首先集中于国有大中企业身上。因为首先是这些企业在流动资金等方面最大程度地依赖于国家金融政策及银行。
(前已指出,90年代在中国已形成北京以外的两个新金融中心,上海和深圳。成为金融第二渠道的资金中枢。而二元体制下的民营经济其资金来源,主要靠自有储备,或民间融资渠道,因此它们对金融紧缩政策及此政策下形成的高利率的消化吸收能力远大于国企。)
另一方面,由于实行新税制,高达 30%以上的所得税率,大大超过国内多数产业投资回报率(国内工业一般平均利润率低于10%)。
因此,大部分非国营经济不逃税即无法生存。而国营企业逃税可能性很少。这就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