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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根本原因，随着社会生活不断进展，他的创作题材不断地扩大和深化，
写了《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1869）、《黑钻石》（1870）、《毕竟是大
地在转动》 （1871）和《金人》（1872）等长篇巨著，描绘了十九世纪匈牙
利人民经历过的几个最重要的时期的社会生活画面，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都超过了他以前的作品。《铁石心肠人的儿子们》以1848年的革命斗争为轴
线，交织着许多动人心弦的故事，揭示了父与子两代人的尖锐的矛盾、冲突
和斗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人物。《黑钻石》
以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背景，揭露反动阶级上层与国外敌人相勾结压榨人民
的事实，表达了作者寄望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金人》描写了一个暴发
商人的发迹史，比起《黑钻石》来，《金人》中已抛弃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
幻想，指出资本主义破坏了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和幸福，但由于作者的世界观
的局限性，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小说里的人物命运并不完全真
实。约卡伊在八十年代以后对统治阶级采取了妥协立场，因而他的晚期作品
的思想性大为减弱，例如《拉科齐之子》、《三尊大理石头像》等小说中过
分追求情节的惊险性和神奇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作者仍然写出一些讽刺贵
族、地主阶级的历史小说如 《囚徒拉比》、《小国王们》，还写了揭露资本
主义对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大自然关系的破坏的作品如《黄蔷薇》（1893）、
《那里金钱不是上帝》等，其中《黄蔷薇》写得比较成功。总的来说，约卡
伊的小说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富有吸引力，语言的使用也恰到好处。
这些都是足以为后代作家所效法。
阿兰尼·雅诺什（1817—1882），是匈牙利著名的叙事诗人，出身于“纳
税的农奴”家庭。他在1846年创作的长诗《多尔第》，受到裴多菲的大力摧
崇，使他一跃而成为匈牙利的著名诗人。从1847年起，他的诗歌的革命性更
加鲜明。1848年3月15日佩斯起义时，阿兰尼接到裴多菲的《民族之歌》
的传单，便表示誓死站革命的近卫军的行列。他写了《近卫军之歌》，高呼：
“我的母亲，美丽的匈牙利，直到我死，我都要保卫你！”1848年革命失败
后，阿兰尼陷于悲观。后来他转而写作历史题材的歌谣，以历史歌谣的形式
表现人民不屈的反抗精神，揭露压迫者的横施暴敛，歌颂劳动人民的高尚品
德。1857年，奥地利皇帝兼匈牙利国王弗朗茨·约瑟夫一世来到匈牙利时召
见阿兰尼要他写颂诗，他拒绝了，并且借题发挥地写了最著名的歌谣《威尔
士的行吟诗人》（1857），其中写道：“五百名威尔士的诗人，唱着歌向刑
场走去；他们当中谁都不肯唱出“爱德华万岁”的歌曲。”阿兰尼的歌谣作
品中比较成功的有：《包尔勇士》（1855），《埃格尔姑娘》（1853）及《松
第的两个侍从》（1856）等，这些作品通过历史上的形象表达人民群众的爱
国主义情绪。阿兰尼的代表作有《多尔第》（1845）《多尔第的晚年》（1848）
和《多尔第的爱情》（1879）三部曲。长诗的主人公多尔第是匈牙利民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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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的英雄，许多诗人就此题材写过长诗。阿兰尼的《多尔第》是在十六世
纪歌人伊洛什沃依·彼得的同名作品基础上加以发展。阿兰尼另一部较成功
的历史长诗《布达王之死》（1863），描述了匈牙利国王阿·蒂拉拉兴建国
家，驱逐外敌的斗争故事。阿兰尼的后期作品揭露资本主义的极端利己主义
和惨无人道，但他认不清社会问题的根源，所以后期的几首诗中出现了悲伤
情调，如《在集市上》（1877）、 《往昔的抱怨》（1877）等。
马达奇·伊姆雷（1823—1864），匈牙利著名的戏剧家，出身于中等贵
族家庭，在政治上他坚决支持革命，并曾受到迫害。他的著名作品为剧本《文
明使者》（1859）和《人的悲剧》（1859—1860）。这两个剧本都强烈地反
映出作者对现实生活所持的态度，其中尤以《人的悲剧》因深刻反映社会矛
盾和冲突、具有一定的思想性而著称。《文明使者》是讽刺喜剧，揭露统治
者以西方方明开拓者自居而实行民族压迫的实质。《人的悲剧》规模宏大，
包括人类生活场景和重大历史事件场景两大部分，分十五幕，主题是探究人
类社会的前途、人们斗争的目的、意义和出路。作者通过主人公亚当在各个
重大历史时刻扮演主角的斗争经历及其失败的事实，表示出对人类前途的怀
疑态度，流露出某种悲观主义色彩。作品也显示了作者的世界观的局限性和
矛盾；一方面反对残暴统治，主张为自由而斗争；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采取革
命的手段，没有看到并且害怕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力量。《人的悲剧》的社会
意义在于，虽然它对人类的前途表示担心，但还是宣扬了斗争的重要性。
瓦伊达·亚诺什（1827—1897）是著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是裴多菲
革命平民诗歌的忠实继承者。出身于平民家庭，父亲是被解放的农奴。作为
“青年匈牙利”小组成员之一，积极投身于1848年革命，后来从事诗歌创作。
《致祖国的叛徒》（1846）表达了诗人对革命的向往，诗中宣称：“我只有
一个愿望，那就是夏天来了，我要站在雷电之中。”在革命期间，他还写了
一些鼓吹和赞扬革命的热情澎湃的诗篇如《红色的军帽》（1849）、《致法
国》（1849）等。在巴赫专政时期，他的诗歌曾一度表现出悲观主义情绪，
如在组诗《痛苦》（1854）、拉斯洛勇士》（1854）等。这种悲观主义情绪
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瓦伊达诗歌中的悲观主义是出于对反法统治的不满和
抗议，而不是对民族的否定和对未来的失望，因而在《晨曦》（1855）一诗
中作者说在“冬夜的黑暗中”必将出现“晨曦的星光”暗示民族的精神并没
有死记。在六十、七十年代以后，瓦伊达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诗歌创作上都发
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愈来愈看清了贵族地主阶级对于维护真正的革命和自由
无兴趣，他在《自我批评》（1862）一文中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资产阶级民
主国家以维护民族独立。瓦伊达在后期的诗歌创作上继续坚持裴多菲的人民
诗歌原则，主张“新的文学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力量是在不断地增长着”。
在诗歌形式上，他主张以匈牙利民间传统为基础，吸收西方资产阶级诗歌创
作中的优点，以丰富民族诗歌创作。瓦伊达的创作活动为后来的城市资产阶
级诗歌的形成开辟了阵地。
莱维茨基·拉（1855—1889），是十九世纪末的文学反对派中地位仅次
于瓦伊达的最有才华的诗人。他是非婚生子，社会地位低下。他所写的诗歌
不多，多为揭露统治阶级腐化堕落和愚昧无知，描述佩斯的小市民生活和批
评当时社会的非人道等作品。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世界有什么不幸》等诗。
在《自我倾诉》等诗歌中，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倾诉自己的痛苦和希
望，以此对官方文学表示抗议。他在世界观上深受叔本华的影响，在当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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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里看不到出路和希望，从而在诗歌中流露出孤独感。由于他较早地在诗
歌创作中运用西欧洲资产阶级现代派的艺术形式，在《自我画像》等诗中使
用了象征主义表现手法，因而被认为是二十世纪匈牙利资产阶级诗歌创作的
先驱之一。
科姆亚蒂·耶诺 （1858—1895），出身于没落的小贵族家庭。他的文学
创作和精神生活同当时的官方文学格格不入。他唯一的一本诗集《走出朦胧》
（1895年诗人死后才出版）无论在思想内容上还是艺术手法上都接近于当时
西方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主要揭露时代的不公正现象；在艺术手法上，
则运用西方流行的象征主义。就这些方面说，他的诗歌也是奥弟的诗歌的前
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