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喽罗四处搜索，不放过任何可疑东西。他们收缴所有与我们宗教有关的东西，他们把一部分基督徒带到他那里，另一部分被押送到城里。在此之前，极端的恐怖已经弥漫各地，不难想像这会给这些胆小的中国人心里带来多大的恐慌。所以大部分基督徒还没见到敌人就已经被征服了。事实上，最初几乎所有到衙门过堂的人都可耻地屈服了，有一些早一点，有一些晚一点。最后，人们从另一地区押来一批勇敢者，领头的是他们的初级教理传授师。县官软硬兼施，但一切徒劳，他们毫不动摇。情况至此发生变化，好的榜样使那些还未被抓的人重新鼓起了勇气，他们大部分就住在附近。因此，官员就下令将他们押解到城里去。被押解的信众约有二十至二十二人。在路上，人们审问他们，但没有一个人屈服。有人打他们耳光，一直打了三十下，但这也丝毫不起作用，耳光只能激起他们的勇气。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传教士河弥德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2）
到了城里后，他们又遭到新的审问，所有的刑具都摆在他们眼前，但他们也毫不动摇。官员虽然被他们的抗拒所激怒，但却还是采取温和的手段，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威胁，随后换了一种花样。他知道，这些基督徒大部分是穷人，而且这个季节也使得他们的生活日趋困难，因此他下令拘押他们，希望他们害怕拘押的费用（这里的拘押者要自己负担伙食）、害怕时间的损失、害怕寒冷等等而有所表示。不幸的是有五六个人落入了他的圈套，假意答应叛教，因为人们并不要求他们进一步做什么，人们甚至对他们说，他们回去后，还可照常祈祷，不大会受到约束。另有十七人则拒绝了恐吓建议，宁愿受苦和消耗时间也不愿意失去他们的信仰。就在此时，六个在山区已经叛教的人，不能忍受良心的责备，下定决心到城里找县官，向他公开承认，他们欺骗了他，他们还和以前一样向上帝祈祷。但是尽管他们做了自己能做的，但未被同意获得接见。他们到处碰壁，人们将他们当疯子：你们为什么来做这样的供认，难道来讨打不成？上帝难道真能知道你们的感情？在等待之中，有五人重新回来，决心采取在此当众忏悔三年的方式来获得用其他方式不能获得的原谅。第六位，名叫雅克·卫（Jacques Ouei）者，意志更坚定且更大胆，他用钱买通了衙门里的某人，将他的名字加入到那些不屈服的供认者之中。那里的人答应在这些人过堂时，他也同时被召到庭。但他看到这些人很长时间被晾在一边焦急等待，就瞅准机会，在一次县官刚审完案子后，迅速闯入，拨开人群，跪倒在县官脚下，大声向他宣布自己在何地曾经如何弃教，但这是一个亵渎圣灵的谎言，他至今还是一个基督徒，而且始终是一位基督徒。
您想像一下，这位官员一眼看到这样胆大妄为的行为他会气成什么样子。从吃惊中缓过劲来后，这位官员对他破口大骂，但言语不起任何作用。于是官员又命人狠狠地打了他二十下，希望使他清醒清醒。但笞打除了给他更多的激励外也不起任何作用。于是他叫人用绳索套在他脖子上绑在一根柱子上，令人的姿势既不像是坐着，也不像是站着：这样难受的姿态保持了两天两夜。他的手下甚至残酷地不给他吃任何东西。这一幕发生在圣太田（saint Etienne）日——第一位烈士的节日。雅克·卫的执著最后使他们厌烦了，他被放了下来。他被释放的日子也是其他十七个人胜利的日子，直到那一天，他们都一直保持原来的样子而未被触动。这一天，他们被传到庭过堂，由于没有任何人屈服，所有的人都挨了打，其中有些人遭受到特别残酷的拷打，甚至近两个月不能行走。县官已做了足够的事情向本省的上司证明他执行对宗教赶尽杀绝命令的热情：在这里不能因为简单地从事宗教活动就残酷地处以死刑。但看到他自身的名誉受到损害，他就在原来的恶行上又加上更恐怖的威胁，诸如没收财产，驱逐本人和他们的家庭，甚至还有拘押等等。我们的人经过商议，同意呈送一份申诉书，要求缓期执行，等到气候转好以后，以便他们能够安排好他们的家庭事务，使他们的债权人满意等等。但这位官吏对此不予理睬。于是我们的人又送上第二份申诉书，并附带答应，根据他们不多的财力，拿出一点银两以作保证。第二份申诉书待遇比第一份好些，官府不再反对他们回家。1月15日和16日，我高兴地看到了他们载誉归来，也就是在我上面提到的血腥镇压约二十天后。自此再没有人来威胁我们。敬请上帝使和平能够持久，因为迫害的恐怖已经使许多有可能接受我们信仰的人望而却步，另一些人似乎被恐惧压垮了，暂时离开了教会。噢，中国人的胆怯哟！请你向上帝禀明这一切，特别是在您的圣祭中，在我们的团体中。我非常荣幸处在这一集体中，对此，我充满着崇敬心情和献身精神，正如您所深知的那样。余言后叙。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三部分汪达洪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1）
汪达洪（Ventavon）神父致布拉索神父的信
（1769年于中国）我至为尊敬的神父：
主内平安。
拯救灵魂之敌在世界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着推翻我们宗教的工作，中国的基督徒也决不可能完全躲过他。他甚至在帝国的首都发起了持续不断的迫害运动。这场迫害始于1768年11月，在今年中国新年开始之际才停歇，中国的新年是1769年的2月7日。如果说，这里有些人怯懦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为能看到有些坚定的榜样而感到欣慰，这些人值得我们去尊敬。我们有些神父细心地收集了所有发生过的事件，并及时将细节寄送到欧洲。如果我在这里只局限于简单地描写一些基本情况，敬请原谅。事实上只要合理安排时间，我足以写出我现在未能写成的那些信。在1768年年中，在几个省份谣言四起，这不能不使政府感到担心，尤其是当时正处在中缅交战即乾隆二十四年傅恒统率的征缅战争，亦见本书第128信中所述安德烈随军参加的征缅战争。——中译注的环境下，一切均可遭到怀疑。一些人抱怨说，有人把他们的辫子（piendse）偷偷地剪掉了，中国人和鞑靼人把蓄辫作为他们的穿着打扮。据他们所说，辫子剪掉后，如果不及时吃药的话，会随之产生无力、昏迷甚至死亡。人们估计已有几千人发生了这样的事。此即著名的“剪辫案”。参见＇美＇孔飞力：《叫魂——1768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中译注更令人称奇的是，尽管人们尽量提高了警惕，皇帝也答应给予赏金，但事实上剪辫子者无一落网。这可能是造谣者为了更好地发挥他们造谣的作用，他们与所谓的被剪辫子者串通一气，也可能有其他人们永远难于搞清的原因。人们开始普遍怀疑僧人和伪偶像教的祭司，以至于在帝国范围内各种得到宽容的教派都受到审查，这种追查的自然结果是其中某省的一些基督徒遭到搔扰和逮捕。结果人们发现了基督教的历书、十字架、念珠、奖章、圣像等。当被问到谁给了他们这些东西时（外省的基督徒通常总是喜欢把事情推到北京的欧洲人身上，以求得到保护，希望以此尽快摆脱干系），他们说是一个叫“光胡子”（Guenhoudse）的人，他从前是由钦天监监正刘松龄（Harlestin）神父的前任戴进贤（Kegler）神父派遣的，他给基督徒带去指示，某种意义上，他在那个地区重建了基督教。总督（tsongtou）将这一切尽数禀报皇帝，我见过这份奏折，总督在奏折中未写任何侮辱宗教的东西。接下去轮到皇帝出招，他命令寻找那个“光胡子”，据被拘押的基督徒称此人目前可能正在北京。但皇帝有意嘱咐，在搜查行动中，丝毫不要打扰住宅里的欧洲人，对那所谓的“光胡子”只要监视他就够了。结果他们没有找到他。事实上，他根本不
在北京，他已经很长时间不来北京了。他是南京主教的仆人，南京主教以前是耶稣会士，在整个迫害过程中，他在他的教区相安无事，那里没有发生搜捕的事件。如果钦天监满人监正只要遵照皇帝的密令去做，这件事件也就结束了。但据我特别的感觉，尽管我不清楚真正的原因，这人一定会借此泄私愤，他认为一些欧洲人已经给他带来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