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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落了脚，先后在悉尼和墨尔本建立了分部。墨尔本是在1835年才建立起来的一个小镇，起初叫菲利浦港。1837年，为纪念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墨尔本才起了现在这个名字。
1851年在维多利亚发现黄金以后，它成了维多利亚的首府并迅速繁荣兴旺起来，从一个小港口变成了一个商业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与当地淘金者云集于此，进行黄金和其他商品交易。到1880年左右，“墨尔本，美妙的墨尔本”已经拥有约50万人口，不仅成为澳洲大陆上最大的城市，同时也跨入世界大城市的行列。由于教区人口的迅速增多，墨尔本自由教会倍感力不从心，要求苏格兰的“总部”
给予支持，派遣最好的牧师前来工作。
然而，当帕特里克·默多克来到墨尔本以后，发现这个城市的情况并不那么“美妙”。整个城市拥挤不堪，大街小巷吵闹、肮脏。“淘金潮”已经过去，经济萧条和干旱折磨着这个城市。每天的工作时间很长，工资却很低，几乎没有什么法律保护工人，电灯也只是刚刚出现，用水仍然主要是靠贮存在蓄水池中的雨水。
帕特里克所在的蓝石教堂坐落在威廉大街和伦斯达尔大街的街角上，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后来就是将广播发射台建在了这里。帕特里克个头很高，宽肩膀，腰板很直。他喜欢高尔夫球和保龄球。他是一个热情的牧师，充满了基督徒式的风趣，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够感受到他的个性的魅力。到墨尔本三年后，他又转到了墨尔本郊区的一个教堂做主教，在那里一直呆到1928年12月退休。
帕特里克·默多克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卷入了教会和国家的政治斗争。1898年，他被选为维多利亚教会的司会。1905年，他又当选为澳大利亚教会最高机构——澳大利亚总会的司会。他还在国家中学宗教教育皇家委员会任职。他也是参与制定今天澳大利亚长老派教会宗教政策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帕特里克夫妇育有七个孩子。凯思排行老三，也是他们的第二个男孩，生于1885年8月12日。他从小就有口吃的毛病，情急时甚至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在学校，同学们常常嘲笑他，拿他开玩笑，害得他经常是流着泪跑回家。
中学毕业后，凯思·默多克决定不进大学，并告诉父亲他的愿望是从事新闻业。帕特里克对此显然不很热情，但还是给他的一个朋友，墨尔本《时代报》的老板戴维·西姆讲了。西姆给凯思安排了一份工作，让他负责市郊一个叫马尔文的小区的新闻报道工作。
澳大利亚报业最伟大的先驱是约翰·费尔法克斯，他也是默多克目前统治着的这个王朝的奠基人。
费尔法克斯最初是英格兰瓦尔维克郡的一个小出版商。
1838年，正值悉尼庆祝它建城50周年时，他仅揣着10英镑移民来到了这座城市。当时悉尼只有5份报纸，其中最重要的一份是《悉尼论坛报》。《悉尼论坛报》始创于1831年，最初是周报。每份报纸卖7分钱，比其他的报纸都便宜。到1836年。它已经从开始时的750份增加到1600份。而且增加到每周两期。1840年，该报从德国引进了一种新的半旋转式的印刷机，从而使它变成了日报，每天印刷3000份，价格也降到了6分钱一份。费尔法克斯到悉尼后，一度也曾在《悉尼论坛报》工作，并自己出版了一份副刊，1844年，他买下了这份报纸，扩大了版面，并将名字改为《悉尼论坛晨报》。同时，他还引进了当时刚发明不久的科佩尔式印刷机，1856年的最后一天，他成立了约翰·费尔法克斯父子公司，这家公司垄断了悉尼报业许多年，一直到默多克的出现。
与悉尼相比，墨尔本报业的历史要短一些。直到1854年10月墨尔本才出现了第一份报纸，它就是现在凯思所在的《时代报》。
凯思工作很努力，而且他发现，他的口吃往往还能够引起他所采访的人的同情，他生活得很节俭。甚至可以说是吝啬。他将每一分钱都存起来，为的是能够有一天到伦敦经济学院学习，并且想办法医治他的口吃。到1903年。也就是23岁时，他已经攒了500英镑。这笔钱已足够他买一张去伦敦的船票，以及一年的生活费用。
但是，仰慕已久的伦敦却使他大失所望，他的理想很快就破灭了。在伦敦，他既没有找到能够医治他口吃的办法，也没有寻求到他理想中的事业。甚至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住房，交上一个诚实的朋友。远离亲人和家庭，他感到孤独和压抑，于是，他在伦敦痛苦地生活了一年多后。于1910年途经美国返回了墨尔本。
墨尔本的《时代报》重新给了他一份工作，到1911年年底，他的工资已经从以前每周4英镑长到了7英镑。1912年，他又成了悉尼一份很活跃的晚报《太阳报》驻墨尔本的特约通讯员和记者他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最仰慕的是两位工党领导人安德鲁·费舍尔和威廉·莫里斯·休斯。费舍尔也是他父亲的朋友，在1908年—1915年间任澳大利亚总理。而休斯在1915年—1923年间接任总理。他们对澳大利亚命运的信念鼓舞了年轻的凯思，使他成为他们的思想观点忠实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凯思不再将自己看作为一个苏格兰移民的后裔，而是一个“澳大利亚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澳大利亚派出了人数多达33万的志愿者，参加了一些激烈的战斗，伤亡率甚至高于许多欧洲参战国家。
1915年4月25日，一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里波科登陆，他们被由穆斯塔法·凯末尔率领的土耳其军队压在了一处陡峭的悬崖峭壁下面，死伤达16万多人。
谁应当为此血腥的屠杀负责？许多澳大利亚人认为是英国将军们的责任。
年轻的凯思，勇敢的战地记者，因为对英国人的命令感到不安，踏上了去加里波利的路途，并不顾英国人的“军事审查”，记录下了真实情况。其结果是，正如英国司令官所回忆的，对土耳其的战争被放弃了，并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这场战争。有人甚至说，是凯思导致了英国政府的垮台。这件事情对鲁珀特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
1915年，凯思被任命为澳大利亚一家新闻机构驻伦敦的记者和编辑，他父亲的老朋友、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安德鲁·费舍尔，授权他在去伦敦的途中，在埃及停留一下，以便调查澳军队关于他们的信件延误的抱怨。
在开罗，凯思。默多克给达达尼尔远征军司令官汉密尔顿将军写信，要求允许他采访加里波利前线，他向司令官保证，将遵守新闻检查规定。汉密尔顿同意了。
1915年9月2日，凯思到达了汉密尔顿将军的司令部，这是联军登陆后的约4个月。汉密尔顿后来回忆时说：“一位眼珠黑黑的、思维敏锐、很会讲话的年轻人，他说他对士兵和战斗一无所知。”他还对汉密尔顿解释，他对澳大利亚的责任，以及为什么用笔比用来福枪做得更好。这些使这位英国将军感到有些不舒服。
凯思在那个地区呆了不到一周，大部分的时间他呆在记者站里。在那里，他与伦敦《电讯报》的记者埃里斯·巴菜特混得很熟，成了好朋友。巴莱特同样也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战地记者，消息灵通，他将自己听到的所有重要消息都记录下来，并透露给凯思。
一天，巴莱特告诉凯思，他准备给英国首相赫怕特·艾思奎斯写封信，抗议这场战争的指挥情况，并将此信的副本给了凯思一份，但是，不幸的是汉密尔顿知道了该计划，他驱逐了巴莱特，此时凯思已经离开了前线。于是，汉密尔顿又给伦敦的战争办公室打电话。因而，当凯思到达法国的马赛港时，他遇到了一位英国情报官员，这位官员迫使凯思交出了那封信和记者证。
在紧急情况下，凯思给自己的总理费舍尔写了一封长信，这是一份非常有力的文件。这封信的语言尖刻，夸大其辞，有许多不实之处，将伤亡夸大了40％。他在信中还没有根据地指责英国军官，说如果士兵掉队，他们就“朝自己人开枪”。说他们把年轻人投入了战争游戏，这些士兵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我不应评价汉密尔顿，但事实是明摆着的，有无数的事例可以证明他的无能，他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以无能来谋杀”。与此相反，他赞扬了澳大利亚人，“我可以告诉你许多关于澳大利亚军队的真实情况。。”
凯思原打算只把他的信给澳大利亚总理，但在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