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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访归来后，公司员工们发现默多克时而和蔼可亲，时而大发雷霆，而且难以预测。“在编辑问题上，你永远也不可能同他接近，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发行量。”一位曾报道过诺曼底登陆的著名记者贝蒂·里德尔说，“但他很有兴趣，有时间。”
“所有的年轻记者都认为，有一个年轻的老板是一件可怕的事。”另一位《镜报》编辑部的退休人员如是说，“他把为公众服务的传统态度置于死地，并提拔他想要的人。我们都从中受益。”
默多克的个人偏见也同样体现在公司的各项管理制度中。他命令普通编辑不得穿色彩鲜艳的衬衫，尤其是毛绒绒的鞋。因为他认为只有“同性恋者”才穿这种鞋。他还不允许下属说脏话，哪怕是开玩笑，也不允许女职员穿裤子，只能穿裙子。
当《镜报》还是一份晚报时，每天上班很早，所以拉宾经常在办公室刮胡子，而这种行为在默多克看来简直难以容忍。在第一版付印、打捆、装车运往城市各处之后，是记者们放松的时间，开始给他们的作者或经纪人打电话，把某些报道闲聊、嘲弄一番，他们称之为“公帐报销”。这些行为激怒了默多克，他认为这是那些靠耍笔头子混饭吃的拙劣文人们在敲诈他——就如同他们真的是这样似的。在一个早晨，他突然闯进编辑部，手里攥着一卷无聊的报道，扔在桌子上，怒气冲冲地将它们撕成碎片。这产生了有益的效果——坚持了一、两周。当然，在多半时间里，默多克能以较好的心境来处理一切事务。每到星期五的晚上，在编辑部的办公室里，默多克总是参加到员工们打牌的行列中。
在19世纪末，悉尼的报纸盛行打嘴架、争吵的传统。在60年代，这种旧的“粗暴、无赖”精神又回来了。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报纸率先组织了一种有奖竞赛活动，并为此提供了5000英镑的奖金；帕克家族又将赌注增加到1万英镑，这两家都在自己的电视台上推销他们的节目。默多克则将赌注再增加了一倍，达到2万英镑。随后，费尔法克斯和帕克这两家人合伙，提出了一项价值5万英镑的竟猜活动。奖品有汽车、游泳池、一片土地、甚至于住房。这一竞争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粗野的。
默多克一直认为，《镜报》的发行量一定会超过《太阳报》。《星期日镜报》已经成了刺激、敏感和粗俗的代名词。悉尼的那些非常世故的读者们，经常为那些触目惊心的巨型标题所吃惊，如《丈夫的绊索——妻子的狂怒》、《网球明星使牧师们大为惊骇》、《13岁的女孩在距离家100码的地方被强奸》、《10岁少女遭一伙歹徒强奸》、《为什么我儿子是一个杀手——母亲的故事》、《洗澡女人被人盗走衣服》、《被禁性书籍，对某些人免费》、《鞭挞三名强奸犯，法官判决》、《巴士顶上赤裸身体，悉尼震惊》、《性手术获成功，法庭的判决》、《巡逻队再次罢工——妇女受攻击》等等。
默多克并没有发明改进或加强这种新闻报道，这在悉尼是自然而然的。这类新闻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是史蒂夫·邓莱维，在默多克得到《镜报》之前，他就是这家报纸的杰出记者。他人长得很帅气，狂饮，嗜酒如命，好色。自恃有才，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此人是虚夸的能手，惯于虚张声势，天不怕地不怕。能把一些污七八糟的东西编得有生有色、把乏味而沉闷的生活描绘得丰富多彩。在某些方面，他负责着默多克经营的底层。“疯狗与大亨”，他们两人被人这样称呼。
和默多克一样，登莱维也是出身于报业世家。他的父亲曾经是悉尼《太阳报》的摄影记秆。史蒂夫14岁时。就开始为这家报社工作，当了一名小报童。为摆脱他父亲的庇护，后来他转到了《每日镜报》。在他16岁时，曾挨过坏人的打。
由于《太阳报》和《镜报》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死对头。使得邓氏父子打得你死我活。有一次史蒂夫捅漏了一辆《太阳报》的汽车的轮胎，然后急忙带着稿子赶回了悉尼，而那个被扔在路边的《太阳报》的倒霉蛋正是他的父亲。当然，史蒂夫后来称他当时“不知道”那是他父亲的车，然而他父亲却不这么看。
为了报仇，老头子不得不等了三年。有一天，他们父子两人都到监狱去采访一个持刀杀人狂，那些年悉尼各报最热衷报道轰动一时的故事。为了追踪采访，史蒂夫冲进了一所房子后面的一间小屋里；而他的父亲则插上门，把他反锁在里面、大声喝道：“还记得以前的事吗？”
《太阳报》和《镜报》的编辑们想方设法地相互“诋毁”对方的报道，他们相互指责对方报道的不真实之处，嘲弄对方，蔑视、讽刺对方的海报和标题，以争取更多的读者。
在悉尼的学校里，曾有一系列的性丑闻，因此报纸上出现了这样一些标题，如《我们有女学生的狂欢日记》。《镜报》曾对此着力报道过的一个男学生因此被勒令停学。此事发生后不久，这名男孩被发现上吊自杀而死，但《镜报》却没有再报道此事。到后来，写日记的那个女学生被发现是一个处女，她的日记完全是幻觉，凭空而来的。所以可以说，正是《镜报》不负责任的报道将那名男孩推上了自杀的绝路。几年后，一个名叫理查德·内维尔的60年代的著名记者向默多克问起这件事，默多克反诘道：“难道你从来就没有犯过错吗？”
许多在默多克手下工作过的职员都抱怨默多克的多变。他曾经用过他父亲的老朋友和雇员道格拉斯·布拉斯做新闻公司的总编。他是看着默多克长大的。二战期间，布拉斯就是战地记者，后来，他当了新闻公司伦敦局的主任。有些人说。布拉斯是公司的良心，是正直的人。但默多克更热衷于竞争而不是良心。他有时支持他，有时又敲打他，默多克总是用这种手段对付他班子里的人，让他们高兴一会儿，随后却又感到绝望。当意见不一致时。先暂时避过去。
“我一直是把自己看作是鲁珀特的朋友。”布拉斯说，“我不是说他不喜欢权力。谁不喜欢？但他父亲在这方面比他要有绅士风度得多。”
《星期日镜报》比《每日镜报》要不安分得多。《每日镜报》尽管无情、残忍，但它主要是不遗余力地追逐政治和社会新闻。譬如。在60年代危机期间，它曾派出记者前往印度尼西亚，大版面报道美国和英国大选，派人随门泽斯首相出国访问。布拉斯回忆说，这份报纸努力模仿伦敦《每日镜报》的风格，清新、明快、敏捷、明智。默多克总是寻找各种办法来促进销售。一个办法是连续刊载能流行的新书。莫里斯·维斯特的《恶魔的辩解》是一部长篇大作，情节异常复杂。而贝蒂·里德尔的任务是将内容压缩，同时又尽量不失原书的特色，不影响内容。”我向默多克报告说我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删减了有关宗教和一些深奥的内容，同时保留了那些有关色情和性的描写。”“很好。”他说。
默多克把格拉姆·金从阿德莱德的南方电视台带了过来。在阿德莱德，金的外号是“促销王子”。金也把他的促销战略带到了《镜报》，庆祝它的25周年。一切东西都是银色的：银色的双层巴士、银色的罗尔斯·罗伊斯、银狐皮。“除默多克之外，每一个人都认为这个想法是很无聊的。”金说，“他上了一辆银色的巴士，向人群抛银色的气球。这项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默多克在苦心经营《镜报》的时候，他真正的目标是打入悉尼的电视业。他在阿德莱德拥有的电视台已经给他挣了大钱。在开业的第二年，它的利润就相当于投入资金的40％。同澳大利亚任何其他地方一样，商业电视台简直就是“印钱的许可证”。
在1962年总共有九个人来申请悉尼新的电视经营许可证。为了使他的竟标带有一些地方色彩，默多克让他的新闻公司控制一个他自己选的集团，进入一个悉尼的子公司，控制了不到30％的股份。在他小心翼翼地选择的伙伴中，有教堂、贸易协会和一家美国电影公司。这家美国公司将提供影片。申请悉尼和墨尔本的许可证听证会都在墨尔本举行。
最后他输了。广播控制委员会将悉尼的经营许可证给了悉尼联合广播有限公司，这个被认为纯洁无瑕的、有保守背景、与任何报纸没有关系的集团。在墨尔本，只要是来自报纸的申请者都被简单地拒绝。新的许可证还给了安塞特运输工业公司，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