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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的脸上好象被人打了一巴掌，顿时感到火辣辣的。他申辩道：“老康叔，你看到我写的检讨么？”
老康一叠声地说道：“得！得！用不着看。我听过不少干部的检查，都是把自己臭骂一通，臭得连自己都不敢闻自己了，……不这样，能官复原职么？你也是这样吧？！要不，能坐着四个轮子到处转悠，尽讲些不咸不淡的风凉话！？……”
安东还想解释几句，老康却摆摆手，不容他插嘴，一口气地数落道：“尽管我是半个瞎子，也看出你的神气了。你皱着眉头，心里埋怨，好端端的一个果树园，给砍得光光的，你这个田老康的觉悟哪儿去了？为什么不顶一顶？斗争嘛！……嘻！上下嘴皮一翻动，说得倒轻巧。我田老康加码认罪，苦也就苦我一个，你们这样的大干部也这个样，可就要苦一大片老百姓了。就说柳岗吧！现在上上下下都说是黑样板。今天说黑的人，不就是昨天说红的那些人么？他们过去跟义寿一起合计着方针政策，眼看着这些方针政策对了路子，队也发了，人也富了。送义寿上北京去参加劳模的那阵子，哪个不是争着朝自己头上论功行赏？！这个说，柳岗的这条经验是我抓的。那个说，柳岗的路线是我定的，……好喽，风头一转，谁都象掉在粪缸里似的，拚命洗刷自己。这一洗一刷，倒好象柳岗的果树真的都结的是鸦片果子，把大家都毒得快死了……这以后，只要沾着柳岗边的，都倒了媚。难保将来，又翻了个儿，说现在又错了！……说说轻巧，可砍掉的树是活不转来的了！我干脆把树根都刨干净，免得自己看见揪自己的心……所以老安呀！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你的觉悟高还是我的觉悟高？”
安东被他这一问，竟一时不知怎么答复，便道：“你说呢？”
老康说：“依我看，我认为我比你的觉悟还要高一点……你别听了心里难受。就比方这十里长岗的果园吧，说过去错了，是你们当官的，说现在对了，也是你们当官的。一错一对，你们只要上下嘴唇呱一下，可我们社员就苦了，拚死拚活，干了一年，口粮还买不全。而你们当干部的，一分钱的工资也不会少拿的。……”
安东不由地叫了声：“老康叔，你讲得痛快！”
老康说：“因为是你，我才掏心掏肺的对你发了一通牢骚……唉！这几年，农村的政策，咋能有个定规呀？！”
安东道：“六十条不就是么？现在又没有哪一个中央文件说这不算数了……”
老康说：“你又糊涂了，算数不算数如今还要什么中央文件。柳岗能富起来，不就是照六十条办的么……”
安东道：“对呀！我记得义寿总结成十六个字：评工记分，按劳取酬，因地制宜，全面发展。”
老康说：“甭提了，就为了这十六个字，惹出了好大的一场风波。”
老康讲的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遭遇。
她叫田嫂。那是嫁给田义寿之后，老老少少都这样称呼她的。谁也不知道她娘家姓甚名谁。只晓得她是离柳岗几十里外的金家桥的人，是一个从小没爹没妈的孤儿。
田义寿是抗美援朝回来时，在县的工农速成中学里结识她的。他们俩怎么相好，怎么往来，田家湾的人全不知道。老年人都操着心，想给田义寿觅一个媳妇呢，而田义寿忽然冷不丁丁地向大家宣布，他要娶亲了……
人民公社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柳岗的桃花、杏花、梨花、槐花，此起彼伏地开得正盛，一个大辫子的姑娘，挑着一副担子，下晚时分才来到田家湾。细心的人发现姑娘前面隔几步远还走着田义寿，也挑着一副担子。快近黄昏，暗蒙蒙的光线里，姑娘身上水红色的褂子格外显眼，尤其是辫子上扎的一条水红色的手帕，在果林花海里走过时，就象一只蝴蝶扑腾着翅膀。看姑娘这身装束，是道地的农村闺女穿着，而辫梢上扎一条手绢又是城里女学生的打扮，大家还没有看清姑娘的模样呢，这只蝴蝶已飞进了田义寿的家门……
一下子，村前村后都闹哄开了：“新娘子来了，田义寿娶的新娘子来了……”
还没等吃罢晚饭，庄上的男女老少，都拥到田义寿家里来了。两间小草室，霎时挤得满满的。
新娘子坐在床沿上，细长个条，又浓又细的两条眉毛，就象初四的新月。水灵灵的眼睛，笑起来，也是月牙形的。加上浅浅的一对酒窝，一见面，就甜丝丝的使人感到亲切。指指戳戳，喊喊喳喳的轻声议论，都是惊叹新娘子的美丽的。也有几个关心新娘子带来的是什么嫁妆。
田义寿挑的那一担无非是简单的箱笼衣物。使人感到奇怪的是新娘子亲自挑来的两只木箱，方方正正，不新不旧，也没有涂油上漆，这到底是个啥玩意儿？越是估摸不透，越引得大家大惊小怪。终于有几个实在忍不住的姑娘，偷偷揭开了箱子盖。这一揭，只听得哇的一片惊叫声，屋里的人都抱住脑袋，争先恐后地往外奔跑。
原来新娘子带来两只箱子，装的不是金银首饰，也不是绫罗绸缎，而是两箱意大利蜜蜂。
顿时，满屋子营营嗡嗡的声音。受惊的蜜蜂在屋子里盘旋，把跑得慢的几个老奶奶的脸蛰肿了起来，肿得象个白面馒头。
这笑话，在田家湾讲了头十年。
其实，这蜜蜂还是义寿和田嫂结缘的真正媒人。几年前，田义寿为着改变十里长岗荒山秃岭的面貌，跑到大牛冲来买果树苗，在果园里碰到了金家湾来放蜂的几个姑娘。义寿还是头一遭看到怎样放蜂，怎样收蜜。一打听，又知道这是一门很有前途的副业，便朝着那几个姑娘，没完没了的问长问短，还动手动脚地学着做这做那，惊动了蜜蜂，围着他的脸发起威来，吓得义寿两只手乱拂一气，逗得那儿个放蜂的姑娘大笑起来。其中有一个忙将自己头上的面罩取下，朝义寿头上一抹。这么一抹，两人便认识了。义寿隔着面罩，从网眼里看见站在对面的姑娘，长得象画里的天仙一般，不禁心头象小鹿撞的那样，突突地跳了起来。幸好隔着面罩，别人没有看见他的已涨得通红的脸。
无巧不巧，在工农学习班的时候，田义寿又碰上了那个放蜂的姑娘，因为有了前面的接触，两人很快就熟识了，而且相好了。
田嫂带来的蜂箱，真是百宝箱。没几年，就发展到几十箱了。蜂蜜成了田家湾的一项重要的副业。田嫂当上了田家湾的养蜂组长。
谁能料到，这小小的蜜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被有些人说成是田义寿的罪证。说他是发展“资本主义”，说田家湾的蜜蜂飞到哪儿，哪儿就散布着资本主义的毒菌，甚至说蜂蜜是专门做糖衣炮弹用的。这些胡说八道气得田义寿浑身发抖，回到家里，一声不吭。
田嫂也知道这些胡言乱语。她肚里也憋了一股子委屈，舀了一碗喷香的枣花蜜，端到毛主席像前，嘴里叨叨念念地说：“毛主席，我们两口子都是苦水里熬出来的，这社会主义的甜是您老人家的恩情，您尝尝这碗蜜，这里面哪能掺着资本主义呀！我实在想不通。您给判判是非吧！”她这番话，也是说给田义寿听的，要他相信毛主席。
义寿听田嫂这么念叨，眼泪扑簌簌地淌了下来。他猛地站起来，说：“又到花期了，你还敢不敢去放蜂？”
田嫂望着丈夫那神态，心里也不知是什么滋味。是啊！该出去放蜂了。不放，队里平白无故地要损失几千块的收入；而放呢，从江南江北，一直放到内蒙古的大草原，大半年时间都得离开义寿。在这动荡不安的时候，她实在放心不下。义寿看田嫂犹豫迟疑的样子，突然生起气来。这还是他们结婚以来，田嫂第一次见他这么脸红脖子粗地发脾气。田义寿冲着田嫂喊道：“你既然在毛主席的宝像跟前讲了心里话，那就相信他老人家会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你给人民酿的是蜜，不是毒药。怕什么！耽误了花期，队里受损失，国家也受损失。这时刻，才见人心哩！你呆呆的望着我干啥？我现在还是公社党委委员，还是大队支部书记，还是响当当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你看到我罚跪，游乡，挨批挨斗，戴高帽子，挂黑牌子，心里哆嗦是不是？！这样，就不是我义寿家的人了！快走！该办什么就办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