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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事业并不是一二十年所能成功的，我们必须要有数百年的计划，因为这正
和一切的殖民问题相同，目的的坚定，比了一时的努力尤为重要。
奥地利帝国，并不是由一种民族组织而成的，其维持的关键，不在共同的血统，而
在共同的武力。
所以领袖者的无能，未必就能引起国家的不振，反而可以因了人种的不同而激发各
民族的本能；倘使某种的意志超越而上的时候。那么，这种本能，自必被阻而难于发展
的。
喻普斯堡皇室的不能看清楚的这一点，这也许就是他的可悲的罪恶吧！
曾经在某一时期：命运之神又高举了火炬而照临列这块土地上来，但是，很可惜的
，这火炬即永远的熄灭了“。
统辖日耳曼国家的约瑟夫二世十分忧虑着皇室偏安于帝国的极边，倘使不是及时弥
补其先人的缺点，那势必要陷于人种复杂的漩涡之中。
这一位“人类良友”的约瑟夫，他用了一种超人的精力，去补救前衬的疏忽的地方
，并且想在十年之内，努力去恢复数百年所失堕的作。
所可惜的是，就是他的承继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能够担负了这一个重大的责任。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阶级斗争，可是在奥地利，则是民族间一
种新斗争的发展。
日耳曼人对于这一点，或是因为健忘，或是因为认识不清，所以反而去从事革命运
动，其结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运。
他们曾经始终的唤起了世界民主政治的精神，这种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的要素
，在短期之中便被毁灭了。
在不成先定下一个共同的国语的原则之前，而先来成立一个国会，这便是使日耳曼
人种的势力宣告终止的—个缘由。从此，国家将有颠覆之虑，结果便是使历史减少了—
个帝国。
我很不愿详细的述说琐事，因为这并不是我写述这本书的目的。
我仅愿搜集种种的事实，来作紧密的考虑，因为这种事实，常常是民族和国家的衰
败的原因，在现代，这是很有意义的，而且对于我决定政治思想的原则，也有着不少的
帮助。
国家的正在崩溃，已经由各种制度昭示给一般的国民了。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见
得到的，他的主要点便是国会，在奥地利或称做帝国议会，（Reichsrat）而这国会，
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出为根本的要素的。
显然的，这种团体，系依举着民主政治策源的英国国会。
这个制度，全部由英国而移植于维也纳中间更改的地方极少。
英国两院制新生命，便又重见于贵族院（Abgeordntenhaus）和下议院（
Herrenhaus）中了。但是，两院的本身，稍稍有着不同。
当巴雷（Barry）在泰晤士河（Wattters of Thames）建造议会的时候，他便取材
于“不列颠世界帝国”（British World Epire，Britisches Weltreich）的历史，以
作这所华夏中一千二百壁龛、托架、以及支柱的装饰，这富丽堂皇的贵族院和下议院，
便就成为民族光荣的建筑了。
这是维也纳的第一个难关。
因为当丹麦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宫的最后的尖顶时，便想到用一些古代
的材料来为之装点。
于是把希腊罗马的政治家以及哲学家的肖像，都装饰在这“西方民主政治”的剧场
式的建筑上了。
更有一讥讽的象征，就是屋顶的四角趋向四方，这是完全表示着他的内部分离之势
的。
像奥地利的历史，因了这项的建筑而获得了光荣，那各民族将认这一种是侮辱和挑
战，正像在德意志帝国，一直到了世界的大战爆发才开始敢把“献给日耳曼人民”（
To the GermanPeoble，demdeutschen Volke zu weihen）的题词，雕刻在柏林城中保
罗华劳脱（Paul wallot）的帝国议院的建筑之上。
在奥地利境内日耳曼民族的命运，完全是依靠着国会的势力而是定的，直到普选制
和不记名投票制未曾探行的时候。日尔曼人仍旧在国会中占着多数。
但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行为的不可靠，使那时的情形，便成了不堪闻问题；因为这
党常出来反对日耳曼民族的利益的重要问题，使他们党内的其它民族的党员发生异心。
就是在当时，社会民主党已不能祝为日耳曼人的政党。
待到实行了普选制之后，日耳曼人的优势，便不能在数字上占得多数了。
到了这时候，国中排斥日耳曼化的进行，已到无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为我当时抱着民族自存的决心，所以很不满意于代议制；因为这种制度，不但不
能代表了日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骗而出卖日耳曼民族。
这种罪恶，正和其他的罪恶同样不可归处于事件的本身，而当归于奥地利国的。
过去，我还以为日耳曼人如果能够在国会中占多数，那么，旧国家继续存在，在原
则上我并没有反对的余地。
但是，为时不久，那可怜的喜剧，就展开在我的眼前，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现在西方的民主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前区；如果没有民主主义，那马克思主义
就无从产生的，所以民主主义，实在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源。
民主主义的外形——议会制度——它像是“一种秽土和火中的怪物，”可惜这火的
燃烧太快了。
这真是幸运，我得机会居住在维也纳，因而能够考察这个问题。
假使当时我在德国的话，这个问题解答，恐怕就不能这样轻易。
倘若我在柏林的时候，便得知了为一种所谓“国会”的荒谬，那我或许会得陷于极
端的反对，而且不惜盲目的和那些为人类和时代的敌者聊成了一气。
这种事在奥地利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并不像由这一个错误移转到别个错误上去的那样容易。
假使在说国会是毫无价值的东西，那么哈普斯堡族是更无价值了。
由国会来决定国来，所得的结果是秀是为利，但是，决不是一个所能负责的，而且
也没有一人能够说明它的原故。
一个政府做错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这政府岂能说是负责改变政党，或是解
散国会，这也岂能说是负责？因为多数的人既时常在更动，这又怎么能够叫他负责呢？
不是责任观念和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吗？
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种措施；须得顾全到多数人的意向才喜怒，那么，事实上又岂
能对领袖人物提起公诉来呢？
岂一个做领袖的政治家他的事业并不重在有独创的思想和计划。
而竟重在使他提议能为一群愚人所能了解，以求得他最后的同意的技术吗？政治家
的标准，岂是专门在游说方面，而不在对重要的行为和决议具有当机立断的政治手腕吗
？世界的进步，不是出于个人的脑力而是出多数人集合的智力，这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吗
？我们岂是悬想将来的人类文化不是由这观念而来的吗？反之个人的脑力不是现在较之
往昔更为需要吗？
国会取决于多数的原则是在否认个人的权力，而代以到会的多数的议员，这实在是
违反了贵族政治的基本原则的贵族政治中所谓上等阶级，这并不是我国今日的腐改的上
流社会。
读犹太人的报纸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会得设杨到近代
国会制度的流弊的。
这就是因为不学无术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
因为真正的领袖，他既脱离了这种不重创造和生产而以贿赂博取多数赞助的政治活
动，那么，政治的活动，必定和低能者发生妥协，而且这是低能者所极喜欢的。
多数绝对不能代替“人”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多数常是愚蠢的政策和懦弱的政策
的辩护者，合了—百个愚夫，不能成为一个聪明人。
所以基武的决断，决不能从一百个懦夫中得到。
民主政治的结果，就使国内重要的职位，有着极速的更动，这种事无论在那一种的
情形中都是很不利的，而且易于发生在十分恶劣的影响，这因为不仅是庸碌无能的愚蠢
得，因此得到了牺牲。便是那侥幸在位的真正领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牺牲的。
这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