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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龙书中风流善饮的楚留香、陆小凤有作者的影子。经济学是在理性层次上对人类行为的思考，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读武侠小说可以悟出许多经济学道理。不信，你读几本试试？
《抉择》与国企改革——读《抉择》
张平先生的小说《抉择》和根据这本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作为反腐败的力作而红遍大江南北。《抉择》中描写的腐败发生于国有企业中，它与官场的腐败有共性，也有特性。因此，我想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来点评这本书的得失。
故事发生在大型国有企业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纺）。与所有国有企业一样，它曾经有过辉煌，但后来已欠债近6亿元，全线停产，近3万职工十几个月没领到工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中纺领导班子的腐败。张平先生对国有企业的情况相当了解，他以生活为依据写出了腐败的企业领导们如何搞垮一个大企业，读来令人触目惊心。这部作品的感染力之一也正在于这种源于现实的直面揭露。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中股份公司的特点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所有者（股东）与经营者（总经理）之间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由于监督的困难以及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合约的不完全性，代理人会发生机会主义行为，以损害委托人利益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这种机会主义行为表现为用公司的钱举行豪华宴会、旅游等工作中消费。在这种产权结构下，工作中消费毕竟是有限的，由此而搞垮一个企业的事还很少见。中纺的领导居然能以机会主义行为搞垮一个企业，问题何在呢？这就要从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来解释。
中纺这样的企业叫全民所有制企业。但全民所有不可能全民都是作为委托人的股东，实际所有权在政府手里，这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之含义。政府这个所有者也很抽象，具体就落实在政府领导人身上。谁是省市一把手，谁就是说了算的老板。所以，1958年时“省里的领导明确指示，中阳纺织厂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人数的增长和数量上都要成为北方第一”，中纺就膨胀起来，陷入第一次困境。领导人作为国有企业的委托人权责利并不对称，他们权大得很，一言可以兴厂，一言可以灭厂，但兴厂了无利（收入不会增加），灭厂了也无责。省里那位领导把中纺领入困境后又在仕途上沉浮去了，留下的苦果只好由别人吃。
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中缺乏一个责权利统一的真正所有者。这就是公有制的所有者缺位问题。中纺的领导人并不是所有者，仅仅是经营者的代理人。但在所有者缺位的情况下，他们就集委托代理于一身了。这被称为内部人控制。这种产权结构注定了国有企业没法搞好。企业领导人由政府任命，他们本身也是官（中纺领导就是局级干部）。他们无须对真正的股东（全民）负责，只对任命他们的上级负责。如果企业领导有像李高成那样的高尚品质，起码企业不会被人为搞坏；如果是像现任中纺总经理郭中姚这样的人，企业必垮无疑。在缺乏委托人有力监督的情况下，控制企业的内部人是好是坏取决于个人品质。没有制度的制约，人的品质是不可靠的，而且，在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人变坏往往是容易的——郭中姚等人能被李高成相中提上来，说明当初也并不坏。这就是绝对的权力使人腐败。国有企业本来就不是企业而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企业腐败与官员腐败有相同之处。
郭中姚这类内部人控制了企业又不受监督就无恶不做了。在他们看来，吃喝玩乐、出国旅游，只是小菜一碟。这种现象与国外企业代理人沾点小便宜的机会主义行为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不会使企业伤筋动骨，而前者可以腐败掉一个企业。企业领导人直接控制资源，搞起腐败来大概比官员钱权交易更容易一些。
内部人控制的更大危险，还在于把国有资产化公为私。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部分国有资产私有化问题。这种私有化可以采取两种形式：公开的与隐蔽的。有偿转让、拍卖，或者变为股份送给公众，都是公开的私有化过程。这个过程中也难免出现各种问题，如国有资产低估等，但总体上还算公正。隐蔽的私有化就是把表面上仍称为国有的资产悄悄地给了私人。这是少数人对国有资产的公开掠夺，就像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化过程中氏族酋长夺取原来属于公有的财产一样：这种私有化形式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以为公的幌子来为私，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国有财产变为私人财产：俄罗斯一些原来的党政官员正是通过公开私有化前的悄悄私有化变成了今日巨富寡头。这种悄悄的私有化是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使多数人变穷的原因，俄罗斯等国家尖锐的贫富对立、两极分化正是这样形成的。
中纺的领导人勾结省常务副书记严阵、原省人行副行长王义良、李高成的妻子吴爱珍等人就在进行这样的私有化。他们把中纺的资金拿去办什么特高特客运公司、青苹果娱乐城，美其名曰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云云，实则大获私利。类似这样用国有企业的资金、设备、人力办所谓“三产”或私人企业的事现实中屡见不鲜。说来国有企业仍然没被私有化，实际上这个“国有”只剩下徒有其名的壳子了，内中的优良资产早已被严阵这样开口闭口“党的利益”、“安定团结”之类大话的人私有化了。如果不幸发生苏东这样的剧变，“严阵们”就会由党的高级干部变为新富一族。
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会暂时给一些人带来痛苦，但悄悄的私有化使人民承受了本不该那么多的痛苦。如果不是“严阵们”把中纺的钱拿去办自己的公司，中纺也不至于落到全面停产、职工十几个月领不到工资的境地：悄悄的私有化使原本已经困难的国企雪上加霜，富了“严阵们”，苦了广大职工。当读到中纺老工人马得成的孙女被迫当三陪女，青苹果娱乐城中卖笑的小姐都是中纺女工时，我不禁流下了泪。如果不是中纺被悄悄私有化，他们能沦落到这般田地吗？即使中纺被合资，或者被卖掉（公开私有化），工人也不会这么惨。之所以发生悄悄私有化，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所有者缺位，郭中姚这样的人实际控制了企业。这时的中纺名义上还是国有企业，实际已成为郭中姚、严阵的私产了。私有化的危险来自内部人控制。这是企业领导人腐败的特殊性。官员还要钱权交易，企业领导人连交易这个环节都免了。
其实像中纺这样的国有企业走到停产的地步从现象上看是由于郭中姚这类腐败分子，实际上主要还在于体制。国有企业国家所有、国家管理，政企合一，实际只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而无企业之实质。行政领导可以让国企盲目扩张；可以随意拿走钱（省政府大厦中纺无偿交出1000多万），也可以让银行给你钱；可以为企业任命好领导（原中纺领导李高成）；也可以给企业派一位坏领导（郭中姚）；可以像市委书记杨成那样关心扶植企业，也可以像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那样向企业索取。企业的好坏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遇到什么样的领导人，这岂不危险吗？我们提了好多年“搞好国有企业”，无论什么领导人上来都要搞一下国企。动机不好的腐败领导不要说了，即使领导动机纯正人品特好，但今天命令企业“强强合并”，明天又给你出一个“好主意”，后天兴许还让你与一位外商合资。这样搞来搞去，结果正如吴敬琏先生所说的；“国有企业改革长时期没有取得突破”。
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反腐败，关键不在于选好人，而在于制定好制度。国企的出路在于产权明晰政企分开这个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的方针。反腐败则在于建立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正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作者把中纺的希望寄托在李高成这样的清官身上。作者在《代后记》中为群众仍然津津有味地读《包公案》之类的书悲哀，但他写的李高成不正是新时代的包公吗？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现实中没有李高成这样的英雄，也不是说李高成这样的人不重要。我们改革事业的成功要依靠千千万万李高成这样的人。但造就李高成这样的人，并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的还是制度。没有民主与法治，“李高成们”如何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