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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王权集权专制的历朝统治者对海洋文明的排斥态度相反，倒是沿海民间社会留有海洋文化的大量痕迹。政府的排斥态度和老百姓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中国有限的海洋贸易。
第四部 心近海自来赣亦在海中（2）
从本质上说，海洋文化的冒险性、开放性、兼容性及其实现个体欲望的驱动力，和集权专制是相对立的，后者不会去考虑底层社会的人们的欲望、利润和经济活动，而海洋文化中生发的民主、平等的制度正是综合这一切的产物。所以海洋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那么早就出现民主、平等的形态，出现议会制、选举制等制度，而且不断地走向规范，走向现代。这些都不是个别的规则，而是海洋文明的共同规则。内陆文明由于封闭、保守和强调经验，往往强调个别的规则，所谓个别规则就是坚持或保守已有的传统制度，落后的制度，这种制度往往是王权集权专制，不提倡政治平等与经济开放，因此，王权集权专制常常把海洋文明视为自己的天敌。与王权集权专制的历朝统治者对海洋文明的排斥态度相反，倒是沿海民间社会留有海洋文化的大量痕迹。潮汕地区为什么会很富有，因为它们在明清时期是中国最活跃的海洋活动地区，当地人以海洋冒险精神，充分利用海外关系进行海上贸易，甚至海上走私，他们投入最小的成本，却获得最大的利润。明清时期，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的农民在农闲时节想方设法出海，有的是租船，有的采取合作买船的形式到日本去经商。日本的造船技术当时不如中国，也缺少造船材料，而浙江、福建的造船技术非常好，又有很好的造船材料，沿海的渔民把货物运过去以后，还可以把船卖掉，商货与船同时获利。赢利很大，但冒的险也很大，官府不禁，好办；官府一禁，就只能偷着干，也就是走私，一旦被抓到，就要赔个精光，还有性命之忧。政府的排斥态度和老百姓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中国有限的海洋贸易。
有很多明清时的史料和文学作品记载了中国百姓参与海洋经济活动的事情。明朝末年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中的第一篇《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就是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描写苏州人出海经商发大财的短篇小说。小说里一个叫文若虚的苏州人，参加了几次科举考试都没有考中，功名梦化成泡影后，就想下海经商。他把白纸折扇买来，在上面画一些山水石竹，模仿名人的字体写上几个字，因为他的文笔还可以，画得也比较像，扇子还比较好卖。由此他想送一批扇子到北京去卖，估计北京的文人多，用他的这种折扇的人也就多。但偏偏那年北京的夏天不热，阴雨连绵，没有人买扇子，而且扇上的墨汁因受潮粘到一起，一打开，扇子就扯破了，这批扇子没有卖到一分钱。所以人们叫他“倒运汉”。苏州人有经商的习惯，他们不仅依靠运河北上南下经商，而且还因为近海而出海经商。当时的苏州离出海口很近，淮河流域的沿海地区地貌多为滩涂，由淮河冲击大量的泥沙积淀下来，使得这一带的陆地渐渐向海洋推进，长年累月便推出了一大块陆地，所以地图上显示这一带的海岸线是向外凸出去的，今天的苏州自然离海岸线远了很多。这个“倒运汉”反思自己科考没有考上，做买卖也不成，真是倒运。就提出要跟着那些出海经商的人们出去玩一玩。船老大一想，他去也好，可以在船上给大家讲故事解闷，于是同大家商量，大家没意见，就同意了。结果，仅以一两银子出海的文若虚不仅开了眼界，而且有了奇遇，赚了大钱。由此可以证明，当时民间的海洋活动还是比较多的。还可以证明的是，像《红楼梦》等明清时期的一些小说，虽然没有直接写出海经商的内容，但里面有很多精致的用具是洋货，是从海外进口的。明清时期，大量的西洋货是从广州上岸，经江西运往全国各地。国内许多货物，也是由江西去广州，然后再出口。今天，我们如果去赣南大余梅关的古驿道上游玩时，别忘了在地上多看看，还可以看到不少瓷器碎屑，这就是当年运输时留下的。顾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到这么一件事：从江西挑到广东去的商品多粗重笨大，比如：瓷器、丝绸、茶叶等。从广东挑过来的商品多精细小巧，比如：钟表、珍珠、玛瑙等洋玩意。江西的挑夫累得要死，只赚到很少的钱；广东的挑夫比较轻快，却可以赚到很多的钱。这不公平，江西人不干了，打官司。于是当地官府下了一道令，两地挑夫的担子一律在梅关顶上交接，江西挑夫的笨重担子到了关口交给广东挑夫挑下去；广东挑夫的细软物件，到了关口则交给江西的挑夫接下去挑，这样两地挑夫的工作量都差不多，工钱也赚得差不多。这件事说明当时广东、江西的商贸活动非常频繁。
海洋商贸活动会受到海洋自然条件的限制，不像内陆，既不是每天都有，也不是约定三六九或者初一、十五进行贸易。海洋贸易的间隔期比较长，要等海外的货物过来，货船的行程又要看洋流和季风的情况如何，一般半年才有一次顺流顺风的季节，这时便会有大量的货船过来。这段贸易时间约持续两三个月，甚至更长一些时间。等季风和洋流返回的时候，西洋人又把自己买好的货物运回去。在广州进行贸易的时候，西洋人要杭州的茶叶，问中国商人最快需要多长时间，中国商人说最快要100天，这包括路上往返的时间。商人是追求利润的，他们不会夸大这个时间。由此可见，当时的贸易活动既频繁，也很费事。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人一定要走向海洋，珍惜海洋资源，保护海洋资源，用好海洋资源；一定要借助海洋参与世界的事务，发挥自己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的作用，才会有更大更美好的发展远景。
只有海洋才能把世界各国和各地区联系起来，只有走向海洋才能完成中华民族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现代化伟业。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人一定要走向海洋，珍惜海洋资源，保护海洋资源，用好海洋资源；一定要借助海洋参与世界的事务，发挥自己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国家的作用，才会有更大更美好的发展远景。中国人要走向海洋就必须强化自己的海洋观念，勇敢地站在全球海洋的风口浪尖上搏风击浪。邓小平同志之所以能指明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正确之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年轻时去法国留过学对他产生的影响，对人类海洋文明有一种特别的认同，因此，他有很多思想都是站在全世界的视野上表达出来的，他把过去一直作为内陆文明大国的中国带向了海洋，带向了世界。江泽民同志之所以能够继承邓小平理论，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更高的水平，推向新的时代，是因为他更多地瞩目于世界的发展，更多地从全球文明发展的未来思考问题，制定决策。中国坚定地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要加入WTO，就是要进入世界经济体系也就是海洋经济的体系之中，这对中国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而WTO就是全球海洋经济的协调机构。中国不仅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而且去年在上海最为成功地举办了上海APEC首脑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就是以太平洋作为联结纽带的海洋经济组织。中国政府已经非常明确地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具有大开放特征的海洋国家的位置上，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过的明智和成熟，前所未有过的“与时俱进”。
说到底，WTO规则其实就是海洋经济活动规则。随着世界海洋经济及其文化的发展，以前各自为政的游戏规则是不行了。为什么大家要遵守一个共同的规则？因为大家都要从事海洋活动，海洋活动的动机就是实现全球一体。古代的海洋活动就是海上捕捞、海洋养殖，近现代的海洋活动就是跨洲际的海洋交通和海洋贸易，当代的海洋活动则表现为海洋资源和世界市场的重新整合，重新分配。如果没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规则和为了遵守这个规则实施的协调机构，世界很可能出现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近代几个世纪都出现过的海洋暴力行为。这个共同遵守的分配原则和游戏规则就是WTO规则，在英语中，对世界的表述，既可以用world（世界），也可以用seas（海洋）。海洋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