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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曲线做官。当某个人考不取进士、举人的时候，就放弃读书去经商。经商赚了钱以后，培养自己的儿子、孙子去读书、做官，让第二代第三代人去解决官位的问题。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6）
胡平：现今流坑村一处清代商人旧宅内尚存有一副对联，下联为“ 读书能存真种子，看后裔接武上青云”。要想真实地感知功名的欲望，曾经怎样地折磨着又诱惑着江右商人，乐安流坑无疑又是一个缩影——
在村里近二百幢明清时代民宅的大门上，常可见“儒林郎第”、“登仕郎第 ”、“大夫第”、“州司马第”一类的匾额，它们一个个凤舞龙飞，多出于当时江西巡抚及州县的地方长官笔下，架大笔粗，镂金镌银，犹如斑烂的虎头豹脑，令人有持重的压迫感……这些高悬的匾额下，究其实是一个个赝品的贵族。流坑商人多以做竹木生意发家，随即纳财于官府， 捐得儒林郎、登仕郎等散秩，同知、千总一类官职或监生、贡生的身份。即便是身份较低的后者，也得捐银百两。如同他们曾拥有的满山满谷的竹木，到头来留下的只是这一方最多百斤的木匾，他们经手过的瀑布般倾泻的哗哗银两，最后变成的也只是给自己与后代的一个无法兑现的面子……
有资料表明，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江西是以钱财捐得监生最多的省份。
江西从未引导自己最杰出的人才去搞科学技术，去办产业，去钻研学术，而最终是引导他们走向政界，涉入了封建专制时代既危险又肮脏的政治泥沼。
方志远：第四，巴结官员。江西人在外地不论是读书，还是从军、从商，都愿意从当地为官者中找出几个老乡来，拉拉老乡关系，以求得各种帮助。如果自己的家族中在外有个什么大官，能帮着解决什么事情，这是一件很可以在邻里面前炫耀的事情。有时即使这个官员与自己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也要死拉硬拽往自己身上扯。在昔日的乡间经常可以看到这种人物。
可以说，江西为庙堂送去了多少官员，江西人便在经卷上耗去了多少聪明！江西从未引导自己最杰出的人才去搞科学技术，去办产业，去钻研学术，而最终是引导他们走向政界，涉入了封建专制时代既危险又肮脏的政治泥沼。
整个明朝的进士中，在全国排第一位是苏州，苏州的进士在我印象里是860多人；第二是吉安，有840多人；第三是绍兴，是810多人。可以说这三个府分别代表了江西、江苏和浙江的最高水平。但是另外的一组数字中的吉安就很惨淡，我曾经统计过明朝的戏剧家、传记家和杂剧家，最多的是绍兴，其次是苏州，吉安排不上号。我也统计过小说家，苏州是第一，绍兴是第二，吉安也排不上。这还只是明朝的数字，清朝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说，江西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都在搞“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君臣之道的官学，像汤显祖这样被余秋雨称之为“挚情吟唱”的浪漫主义者，可谓凤毛麟角。
胡平： 在中外戏剧史上如朗月高照、清光无极的《临川四梦》，在江西泱泱文海中确是个异数。在以理制欲的文化环境下，赣地的文人们几乎都是正统的儒者，在气质上，与六朝金粉之地的文人明显不同，他们都颇富使命感，以“修身、正心、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律律人，一般来说都活得很规矩，甚至是刻板。如同古代江西多忠臣、多烈士，它也多道学、多贾宝玉所痛骂的“禄蠹”。
方志远：这样又导致了另一个严重后果，以致近代江西日益闭塞，民风保守，自身产业不发达，经济一直比较落后。晚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之后，过去一门心思就是读书、考科举、做官的江西读书人，除了少数走了出去，到大城市接受新式教育，或者出国留学，前者如在北师大读书的邵式平，后者如去了日本留学的张国焘。多数人精神上还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但不能启民智，变古今，自身也成了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他们散落在民间主要从事两种职业，一种是教私塾，另一种是成为讼师，替人包打官司。可以这样说，这些讼师实际上是社会上的不安定因素。
进入近代以来，当沿海各省如浙江、广东、江苏在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输送出国留学生的时候，江西仍然在培养四书五经的人才，眼睛仍然在盯着科举制，幻想着有朝一日还能考进士、举人。甚至当邻省的湖南办起了时务学堂的时候，当时湖南巡抚陈宝箴还是个江西人，湖南的民众又大多是江西的移民，江西仍然麻木得没有什么动静……
直到1902年，在上海的广方言馆、浙江的中西学堂、广东的万木学堂、湖南的时务学堂、湖北的自强学堂、福建的东文学堂即将要变成日后有着百年历史的著名大学之时，江西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江西大学堂才姗姗来迟，而且起初开出来的课程大体上只是小学水平。有些学者提到，为什么近代江西没有像江浙那样出那么多的科学家？因为江西的考据学不盛，理学却很盛。我也就此做过一个统计，明史的《儒林传》中江西人占了将近40％，而在清史《文苑传》里江西人只占百分之十几，《儒林传》中所谈都是儒家所研究的性命之学，而《文苑传》多讲的是经世致用之道。谈到这里，可能有人会提出疑议，说江西也有不少科学家，像吴有训、饶毓泰这批人，以及近代的詹天佑等一批科学家，但是这与江西的官本位现象比起来不占主流。我们应该跳出江西来看江西，江西尽管出了一些科学家，但江浙及周边几个省出的科学家更多。
胡平：近代教育在赣地起步之艰难的另一佐证，便是出洋留学人数在周边各省区中明显偏少。当时中国主要是向日本派遣留学生，1902年到1904年的三年间，全国共向日本派出留学生4；308人，其中有湖北289人，湖南210人，浙江134人，江苏112人，广东86人，安徽56人，而江西只有区区28人。此后，一边是祖国积贫积弱的耻辱，一边是明治维新日本崛起亚洲的奇迹，两相映照，更让一批批热血男儿蹈海东去。到了1908年，全国赴日的留学生，总计达到了近6。5万人， 其中来自赣地的尚不到300人。
近代以来，中国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进程，靠的是一种非制度力量的推动，这力量大抵表现于西方文明的影响，和受其充分濡染的绅商、知识阶层对于陈旧的王朝政治、经济体制的改良。赣地既不处于沿海口岸，虽位于赣北的九江一度对外通商，其偏低的贸易份额却不足引美雨欧风进窥江西腹地；虽也有少数鼓吹江西工业化的有识之士匆匆来去，如深通西学、有“洋务英才”之称的黄懋材，在本省却如龙游浅滩，无所作为，只有另谋用武之地。珍妃的老师文廷式在原籍萍乡集股合资，打算采用新式机器开采煤矿，全县士子张贴谒帖，群起攻讦，结果只能胎死腹中……于是，当周边各省均以极大的热情拥抱工业化之时，江西与工业化的擦臂而过，便是必然的了。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1）
——走进明朝之二
胡平：明朝的江西是很可以说道一番的。无论是社会生活形态和经济社会形态都很发达成熟。可成熟一经腐熟，赣地不久便转入气数一路走低的颓势了。在明朝的276年间，赣地的情状恰如泰和籍大学士杨士奇在京都那张遥望南天、春风沉醉的老脸，他说道：“天下之大，士之出于学校者，莫盛于江西、两浙，吉安又江西之盛者”，“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大于江西”。
江西的科举之盛，出仕之众，它们无不关系到江西文人的生存方式与身家性命。在此次访谈中，我将力图描绘在中国历史——并旁及政治史、文化史与科学史上有着显著地位的5位赣籍文人的命运。
当今的文学、影视圈里仅供消闲解闷的私语戏说已经太多了。但我想，包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