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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启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是根据比较优势，找准自己的发展定位，还是套用国家发展战略，不去创新发展思路？中部地区长期发展滞后与缺乏地区自身发展定位有很大关系，长期在“农”字上和“资源”上做文章，脱离了现代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潮流。江西提出“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的定位，不仅注意发挥了自身优势，而且，该定位具有时代性和一定的超前性，意识到了中国发展已开始步入新的需求拉动阶段。
第三个启示：发展的机遇对于各地区应当是无差异的，为什么发展的结果却差异很大？从江西近年发展看，关键有三点：一要有机遇意识，要善于发现即将到来或可能到来的机遇。对于全国新一轮增长周期，江西的意识比较早，房地产、钢铁、水泥、汽车等行业在这一轮增长中呈现出超常的增长；二要抢抓机遇，机遇稍纵即逝。过去，江西曾错失不少发展良机，主要不是没有认识到，而是频于争论，如主攻工业的思路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过；三是要善于抓机遇。江西要做沿海产业转移的基地和沿海地区旅游休闲的“后花园”，正是通过深入实地考察和发展阶段的科学分析才得出的对未来发展的结论。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不仅仅是“江西现象”（3）
胡平：江西人却不能沉醉其中，更没有丝毫理由自足。这其中的种种道理，省委书记、省长们大会小会上肯定是讲过很多次。我只讲不久前得到的两个深刻印象——
一是江苏全省境内现在正被一轮浙江的太阳给热烤，上至政府下至群众，从苏南到苏北，都在寻找与浙江的差距，用省委书记李源潮最近一番严峻的话来说便是：江苏已经全方位地落后于浙江。
按照民间公认的说法，江苏是有名的“富省穷民”，意即江苏的经济总量国内排名第二、外向型经济最为发达，税收和对全国所作的贡献亦相当巨大，可是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却远逊于浙江、广东等地。“我这里有一组数据：2002年，浙江人均GDP比江苏高17％，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江苏高43。3％，农民人均纯收入比江苏高23。6％。”李源潮在学习浙江经验报告会上的发言毫不避讳江苏与浙江的差距。此外，目前，浙江有232种工业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全国之首，年销售额超百亿的商品市场是江苏的3倍。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企业所占数量是江苏的几倍。另外，浙江各级政府放手富民，敢于体制创新，适时进行经济调整，以及十分宽松的创业环境，也对江苏触动很大。李源潮举例说，2003年，浙江民营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就超过了4；600亿元，占全省GDP的51％，高出江苏21个百分点。
这位省委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江苏学习浙江经验，推动江苏经济发展，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解放思想，要用国际眼光和现代理念指导实践。
无论是宏观、中观还是微观，江苏正在试图用浙江的钥匙打开自己的锁。江苏人放下架子，俯首称徒，是因为他们敏锐地看到，浙江的经验完全适用于江苏，若能真正地把浙江经验学到手，那将是江苏一次最低成本、最大规模的经济扩张！
二是以吃苦耐劳的小手工作坊著称的“温州模式”在浙江已走向衰败。但在该省，惟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当前浙江的民间资本正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进军汽车制造业，浙江民企已经支撑着整个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一汽、东风、上汽每年有50％的零部件采购来自浙江。而吉利的始作俑者李书福，在1998年就用先斩后奏的方式闯入了整车制造业。现在“你造车了吗？”成了浙江私营企业主见面时流行的问候语。可以说，当今的浙江以创新、扩张升级“温州模式”，民本经济正在巨鲸般吞食汽车业，以及昔日被视为禁区的基础设施行业。
其实，这也是两种现象。它们与“江西现象”或者还有其他什么现象比起来，分别呈现出当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路径。不过这两种现象还分明反映出吴越文化的显著特色——内敛与坚韧。江苏人、浙江人一向在外面低调行事，仿佛“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关起门来却拼着命干，追星逐月地干，精雕细刻地干。你在浩大的西湖西进工程竣工之后去过杭州吗？有诗云——
我听见西湖是怎样一路
唱着吴歌流过你的身体杭州！
在一切水清澈流过之所我都听见
孩子的欢唱情人的吻声
杭州！你的人民
是天堂的居住者头戴桂花的金冠……
而我在黄龙饭店的顶层如入仙境
用酒鬼的眼睛一动不动看你……
第三部 今天曾经的驿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
——走进明朝之一
胡平：这两年多次走马湘、鄂、皖、豫、晋五省，与各地学者、专家谈下来，我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他们都指出官本位意识的严重是本省过去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点足以说明官本位的普遍性及其存在的必然性了。
倘若不是从政做官对于社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同时人们自身也深深地满足着，那么，在好莱坞的片酬达上千万美元的施瓦辛格，就不必去竞选他任职后表示将不取薪酬的加州州长；普京也不会额头上多长了一只眼睛，百倍警惕已掌握巨大财富的俄罗斯经济寡头们。
但是，从政做官与官本位不能混为一谈。有着担当意识同时也抱有利己动机的人，与对做官趋之若骛、而且以此为人生目标者，也不是一回事。官本位更多地带有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的价值观念、政治色彩。我一直对明朝怀有强烈的兴趣，对明史的长期考察，也使我逐渐意识到，官本位在赣地有其长久的历史源头。
首先得感谢方志远先生，他是学界著名的明史专家。未曾谋面前，写作《千年沉重》时，我就在他的有关文章里获益不少。此次访谈，更让我眼界大开。我愈加相信——零碎、片断的历史常常令人们沉醉、疑惑或是迷茫；惟有站在主峰之上，纵眼山势层层迭迭，人们才能走出历史，在如洗的蓝天下抒写我们自己的时代。
凡是通过武力建立的国家，往往容易形成独裁和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独裁则一定需要形成个人权威，如果没有个人权威，官本位无法形成。官本位意识的产生当然也与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
方志远（历史学硕士、文学博士。现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历史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江西省高校学科带头人，江西省人大常委）：官本位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部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只要有国家政权存在，只要人们通过官位能够获得经济财富、社会名誉和地位，官本位现象就永远不会消除。但是从总体来讲，西方国家的官本位意识比中国淡薄一些，中国东部地区比中部又要淡薄一些，这就需要我们从历史和地理位置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对官本位最大的冲击就是资本竞争、经济多元化，与此相反，历史上只要是经济、政治一统化，则必然导致官本位现象，而且是严重的现象。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看，只要哪个地方的官本位现象严重，这个地方的经济、政治一定是一统化。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孔夫子开始就推出一个“士为知己者死”，实际上就是为用我的人而死。还有“学得文武术，货予帝王家”，这都是往政治上靠的典型说法。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政治有不解之缘，并不是从近几百年开始，而是从春秋战国时起就有这种传统。中国的国家形成方式与西方现代国家的形成方式不一样，像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最初都是一些公国，后来逐渐通过一些协议而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像美国一开始是13个州，后来达成协议成为一个拥有50个州的国家。中国则从来都是通过武力统一国家，而凡是通过武力建立的国家，往往容易形成独裁和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独裁则一定需要形成个人权威，官本位与个人权威是密切相联的，如果没有个人权威，官本位无法形成。
封建专制的历史条件下，就是一个官本位的时代，官员领导一切，秦始皇甚至以吏为师。我以为可用“风尚所至，贤者难免”来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