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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发展以后，它的乡镇就衰落了，只要设居民区、居民点就可以了，人们要买大件东西都到人口比较集中的大地方去。浙江的许多乡村地区都逐步碰到向工业化转移的挑战，不管是居民的生活内容，还是人们的居住方式都会有挑战。
从浙江省来看，现在正在注意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来开发这类地区。比如：开发桐乡的乌镇就比较成功，乌镇为古吴越交界处，唐时隶属苏州府，宋时曾归湖州，今属桐乡县，隶嘉兴。此地是典型的江南水乡，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巨擘茅盾的故里，名胜古迹甚多。那里一开始修复的时候，搞得商业气息很浓，现在尽量保持古朴的风情。开发的最高原则是“修旧如旧”，把很多管线如电线、污水管等等都埋在了街道下面。人们走进乌镇，一边在斑驳老墙之间的石板路上拾取种种传说，在袅袅的茶香里倾听橹声乃，但一边又可以享受到现代化的生活。现在浙江许多乡村地区的开发也是这样。
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城市的工业化生活使得许多城市都是“千城一面”，都是高楼大厦，人在里面呆久了就会厌烦。城市虽然有许多好处，但也有很多毛病，比如：噪音、人与人之间的隔膜，相互之间心灵的陌生化，这时候人再回到乡村古朴的环境里面就有一种亲近感。从内心审美机制来说，第一步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步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步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所以回过头去看，我们的乡村地区在向工业化转移的过程中，一些乡镇的衰落是必然的，但有一些乡镇却又是不能丢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走向全球化、加入WTO以后，这时越是民族化的东西越有魅力，比如今年特别流行穿唐装，越是古典的东西越有价值，越表现出它的独特性。
浙江民间企业家的创新，不是来自于任何官方现成的理论或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所提供的成果。
浙江民间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起始阶段更像是某种历史的重演，是在沉寂30年以后的后续效应，只是到了后来才呈现出新的特点。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乃创造了一个名词——“父爱主义”。“父爱”多了，人们的精神体能很难不萎缩，相反的情况下，则肯定是如《红灯记》里所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父爱主义”遗忘的地方（6）
史晋川：浙江现代化进程启动以后，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一进程得以持续展开，是什么力量使浙江现代化成为可持续的发展过程？那就是民间企业家的创新。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浙江有效地保障了创新从而使创新成为现实的呢？有一点可以断定，浙江的民间企业家的创新不是来自于任何官方现成的理论或社会科学研究活动所提供的成果。追溯历史，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浙江的文化传统所形成的公共知识，为这种创新提供了“道德支持”。“讲求实效，注重功利”是浙江传统文化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浙江历史上，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大多提出过重要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的主张，形成了“义利并存”和“工商皆本”的精神遗产，其中南宋以后兴起于浙东的事功学派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其代表人物陈亮，特别提出商的重要性：“古者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一无相通。民病则求之于官，国病则资诸民。商藉农而立，农藉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龙川文集》卷十一《四弊》）事功学派对经商活动及追逐利润的肯定态度，解决了中国文化传统里义利项背的长时期的心理难题，这一点上位处浙东南的温州以及整个浙江，比其他省区领先一大步。
第二，江自古以来就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民间有着丰富的关于市场交易的知识。南宋时的温州，不仅有发达的手工业，还有繁荣的商业，“其货纤靡，其人多贾”。因为商业的繁荣，北宋熙宁十年，永嘉县税场的商税就已高达二万五千三百九十一贯六文，是全国各县平均商税的七倍。在南宋的临安（今杭州），据《梦梁录》记载，已经出现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鲜鱼行、南猪行、北猪行、布行、蟹行、油酱行、青果团、柑子团等市场，“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如城南的吴山一带即是外地“江商海贾”的寄寓地。由此可见专业市场这样的制度安排早在宋代的浙江就已经出现，长期以来已经积淀为民间的习俗，现在并不需要从头构思。诸如此类的事例可以举出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民间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起始阶段更像是某种历史的重演，是在沉寂30年以后的后续效应，只是到了后来才呈现出新的特点。
第三，浙江人的文化禀赋和智力水平极为有力地促进了创新，像均瑶集团包飞机航线的举动，不仅显示了胆略，更显示了智慧。据缪进鸿先生统计，江、浙、沪地区历史上出的人才，占了全国的68％强，其中历代杰出人才，江苏省最多，有484名。浙江省次之，为443人。安徽、福建、广东、湖南、江西、四川依次排列，均超过100人。近代中国名人有51％强分布在苏、浙、闽、粤四省，而江苏、浙江又处前列，这些文化名人掀起的经世思潮、维新思潮、洋务思潮、科技思潮、教育思潮、革命思潮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功不可没。再看浙江人发明了风味独特的霉干菜，此物的好处一是可贮藏，二是体积比较小，便于携带。比如说走街窜巷做小生意或者出去求学、打工的人，一般都很节省，带一大碗霉干菜就可以吃上十天半个月，带上一坛子更可以吃几个月，他们经常是靠这个下饭的。浙江人大抵就是用这种精神学徒，用这样的精神读书，有的甚至一直读到院士，东阳县被称之为“教授县”，有一户人家就出了三个洋博士，在钱塘大地流传有这方面很多动人的故事。在过去生活很苦的条件下，家里再苦都是希望孩子读书，人们常说“把千万家产移于后代，还不如移之于经”，这在浙江是有传统的，由此浙江的高考成绩历年来都是非常好的。
第四，创新活动中的执行能力，这是创新能否成为现实的决定因素。从头脑中的构思到现实的行为，要有果敢的举动和甘冒风险的勇气。这也是文化积累更为厚实的杭嘉湖地区的制度创新，反而不如在文化上稍逊一筹的温州的重要原因。有些事情想到了不去做，等于没有想到。而在某些情况下，勇敢地去做了，才能更多地去想。改革开放前，整个浙江虽然处于计划经济的边际地位，但终也逃脱不了它的辐射，由杭嘉湖平原地区到山岭纵横的温州地区，正是这辐射由较强到极弱的递减。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乃创造了一个名词——“父爱主义”，意思是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人们吃喝拉撒、生老病死“无微不至”的包揽。“父爱”多了，人们的精神体能很难不萎缩，相反的情况，则肯定是如《红灯记》里所唱“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第五，浙江人跨地区、省区、国家的流动，有利于创新活动的精神与物质资源的供给，特别是华侨多、分布区域广的特点，对创新是极为有利的。经济学家桑巴特曾分析欧洲历史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创业家群体发生机制时，曾指出异教徒、移民、受排斥的人最有可能成为创新者。他认为之所以犹太人中企业家比重特别高，就是因为这个民族同时具有以上三种角色。这观点虽不能照搬来分析浙江，但是其中的道理是适用的。
从1978年以来浙江现代化的区域推进模式来看，思想解放快、旧体制打破较早的地区，农村工业化起步早，发展快，其中以温州地区最有代表性，“温州模式”可谓浙江经济发展模式的精髓。浙江中部金华地区的东阳、义乌等地，绍兴地区等也属于此类。思想较为保守、对旧体制的依赖性较强的杭嘉湖地区和宁波地区，农村工业化要滞后一步。工业化的自然约束较严的浙西北、西南地区，工业化进程较为缓慢。因此从区域上看，温州和台州一带，由于体制创新活跃和原始积累完成较早，现代化发展的态势比较持续强劲，其体制的辐射力向周边地区扩散。另一方面，浙江中部东阳、义乌等经济活跃地区的辐射力向西南地区扩散。两者逐步连成一条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