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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干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作用和运作的技巧，有人说“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还有人说山西是“政治特区”。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6）
赵瑜：余秋雨先生写过一篇著名的文章《抱愧山西》，他把农民走西口的行为、卖苦力的无资本劳动与晋商文化联系起来，给外界造成了一个误会，认为山西人很会做生意，其实这两者不是一回事。晋商确实有过辉煌的历史，过去有种说法是“金太谷，银祁县，平遥古城出票号”，这只是集中在晋中、忻州一带，不能代表全部的山西。大多数人出去不是做生意，而是出于无奈走西口。走西口就是现在的外出打工，西口是指长城的某一个豁口，往北是内蒙古肥沃的土地，过去山西和陕北的农民到那里主要是从事挖煤、挖药材、盗墓、割麦子、拉骆驼等苦力活，春出秋回，谈不上建立什么业绩，也不足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塞北、雁北、大同等地区的人跟游牧民族差不多，生活习惯也是吃整羊，是一种不成熟的农业文明，商业也不发达，所以大多走西口谋生。而晋中是一个富足的地区，太原一带人口稠密，物产丰盛，如面食品种层出不穷，可以做出几万种花色。而且这个地方煤炭资源丰富，当地人可以烧小火慢慢地做，客人远道而来，他可以给你做一碗份量适中、火候正当、面好汤清的面食。因为有充足的燃料，还可以蒸、煮、烧、炒，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像河南、河北就是烧一把柴草，大火一下就起来了，得赶紧往锅里放面，只能出大锅面、裤带面这些粗糙的面食，做好以后又得赶紧吃，形不成精细的面食文化。
晋中除了有成熟的农耕文明外，又是前哨地带，离长城很近，没有任何地理障碍，可以直接过去。晋商最初外出经商，不过是在成熟的农业文明与不成熟的游牧文明之中获利，用糖布烟酒茶换回牛马骆驼羊，原始资本就是这样积累的。后来晋中一带的商人生意最远的做到了俄罗斯，他们在全国的主要城市都建立了票号基地，也就是现在的银行。票号的出现是因为后来银子多得都驮不动了，像渠家大院曾经达到年进2；000万两白银的程度，相当于今天的几亿美金，这么多银子怎么搬呀？何必把整麻袋的银子驮来驮去呢？加上沿路有土匪强盗，还要请保镖，准备快马，很麻烦也不安全，所以想出了用银票兑现的办法。最早的银票完全是一张秘密支票，里面有暗语或密语，后来就形成了今天的存折。北京过去的著名商业区像琉璃厂、厂甸、大栅栏都是晋商开发出来的。然而晋商只是少数人的行为，不过在晋中这一局部地区将传统的“仕农工商”颠倒，变成“商”字当头，“官”字退而居之，然而晋商在商业成功之后，也纷纷要买一个官当，像乔家大院、曹家大院都买过二三品的官当。所以讲山西人都会经商是以偏概全，这等于把山西人观念上的某些劣势给掩盖了。
陈建祖：长期的根据地历史，留给后人的不仅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还有些别的东西。20世纪80年代武乡县的文化馆长，在搞抗日战争纪念馆题词时，他自己背着小米到北京，结果一趟下来拿回来180多个将军和部级以上干部的题词条幅，连邓小平都写了，邓朴方的奶妈还活在当地，你说厉害不厉害？听说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拿着彭总自述所得的稿费，想到老区建一所小学，结果当年的房东老太太堵着门不让她进去。老太太说你这几十年干什么去了？我们这里穷得这样你不管，当年我是怎么对待你们的？你说口气大不大？很多干部、百姓都很懂政治的作用和运作的技巧，有人说“不到山西就不懂政治”，还有人说山西是“政治特区”。你在太原的路上很少看到急匆匆走路的人，永远都是“胜似闲庭信步”，去年北京有一家报纸登过这样一篇文章——《太原的尴尬》，说太原人见面互相打招呼很少叫“老板”，不管你是不是领导，见面就叫“领导”，这里始终是崇尚官僚……
全省的思想解放力度还远远不够，相当多的领导者尚未经历脱胎换骨的市场经济洗礼。一些很想为老百姓干事，也干成了一些事的官员，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局限性。
近年来原长治市委书记吕日周成了干部廉政和支持舆论监督的典型，我认为这是个人与媒体炒作的结果。这说明一些官员，即使是颇有才华、确实是一个干才的官员，心底里多多少少还是热衷于个人形象的塑造。
陈建祖：这几年山西虽然变化比较大，但我个人感觉全省的思想解放还远远不够，相当多的领导者尚未经历脱胎换骨的市场经济洗礼。一些很想为老百姓干事，也干成了一些事的官员，多多少少存在着某种局限性。一位前省领导在山西干了不少大工程，比如修太旧高速公路、引黄工程、改造汾河。客观地讲，如果没有他，山西在20世纪就没有高速公路。但他在调整产业结构这件大事上用心太少，措施不力，使得山西经济的发展缺少后劲。而且那几年搞了一些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政策，比如实行包税制，规定每个地市每月必须上缴多少税，本来一些企业可能在下半年才开始盈利，上半年没有多少利润，这样做就给一些新上马的企业造成极大的压力。再比如每辆车上车牌必须高征税，有一年省征费局征了30多个亿，与省煤炭运输公司的收入相差无几，逼得一些地区的车辆纷纷到邻省去上车牌。当然，这些千方百计征收来的钱都用在了搞大项目上。要评价这样的领导有些复杂，一方面他有点好大喜功，急于求成，另一方面他又确实做出了不少政绩，而且还具有浓厚的亲民情结。下农村的时候，他拉着农民的手坐在炕上，看到老百姓生活得很苦，自己说着说着就掉了眼泪。他喜欢上党梆子，太旧高速公路修通剪彩的时候，他亲自粉墨登场上台唱戏，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在百姓眼中他是一个好官，一些吃了饭却不愿做事的官员却讨厌他，在他们的眼里，他和吕日周一样也是一个异数。或许这也是一个中西部省份很值得琢磨的独特的官场现象。
吕日周的情况也有些复杂，1998年竞选副省长的时候，省委圈定的候选人当中没有他，但他一度进入了第九名，可见在干部群众中还是有些基础的。后来他去了长治，长治处于太行山腹地，自然条件不好，他去了以后办了一些实事，也搞了一些形式上的事情，比如在西沟上党课，所有的干部要在广场上宣誓……不过他的一些独特思维和让官场某些人惊世骇俗的行为，与现在提倡的亲民倾向、行政体制改革比较吻合。应该说他向往民主，提倡舆论监督，也是用民情民意压官僚，使现存的体制、机制对他没有办法，但他骨子里又有封建的“青天”意识。那么谁来监督他呢？而且他刚传说要走，所谓的舆论监督就推不下去了，这实际上还是一种人治。真正的法治是不管什么人在位退位，推行的那套理论与机制都还能执行下去。如邓小平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但他定下的改革开放路线若有谁敢去否定，中国人民决不会答应。山西的文化人对他还是认可和理解的，虽然我们看出他有点作秀，然而毕竟有这个人比没有要强，在一潭平静的水中，能溅起几点水花，搅起一点生气，不是很好看吗？如果能多几个吕日周，山西的民主政治可能会推进得更快一些，问题是他现在孤军奋战，充满人治色彩，不能说你自己一走，所有的东西就昙花一现，烟消云散，这算成功了吗？在山西没有人宣传他，一些官员对他是视若不见，政敌们更是芒刺在背。他调省里来当省政协副主席，选举时在九个政协副主席中他得票数最少，这意味着他的政治操作能力已经结束了，至少是大打折扣。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有些像唐·吉诃德。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五千年中国看山西”（7）
赵瑜： 山西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与当今面临的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要求相比，的确尚有不小的差距——
一些干部整体的价值判断大抵还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他们参加各级党代会、人代会，还是穿中山装出现在电视镜头前，这不仅是一种习惯，更可能是一种坚守。他们能经常引用毛主席语录，群众的口语、俚语也能信口拈来，让百姓觉得亲切。推动工作总是通过运动式的各种做法，对这一套轻车熟路，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