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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在历史上也曾风光过。这风光只是相对而言，与江西中古时期的辉煌是没得比的。
进入近代以后，湖南在中国中部异军突起，令人刮目相看，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省区。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2）
江政华（湖南省委讲师团教学辅导处处长，副教授，硕士）：先秦时的楚国还比较强大，当然主要是长沙一带，其他地区还很落后，特别是湘西、湘南，历来被人们称为“蛮荒之地”，有“瘴疠之气”，是“武陵蛮”及苗、瑶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最近这些年湖南连续出土了许多竹简、木简，先是长沙出土的三国时的，后来是龙山出土的战国时的，内容都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法律、交通等多方面，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此外，还有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马王堆汉墓的考古大发现，这一切可说明湖南在历史上也曾风光过。这风光只是相对而言，与江西中古时期的辉煌是没得比的。
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主要取决于三个条件，即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这几个条件不具备，那要发展就非常困难，甚至无从谈起。近代以前的湖南，情况就是这样，从“天时”上看，虽然南宋以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湖南却游离在这个中心之外，其中心主要在江浙，首都就在临安（今杭州），以及与其毗邻的江西、安徽、福建等地区。所谓“苏湖熟，天下足”、“朝士多江西”、“无徽不成镇”等，湖南都不沾边，那时在朝廷的心目中，湖南没有什么地位。从“地利”上看，湖南在古代没有一点区位优势。当时由北向南有两条主要交通要道，一条经过江浙入闽，一条途径徽赣进粤，都绕开了湖南。湖南本身又地处中部内陆，没有直接的入海口，这样就更局限了湖南的经济发展。
从“人和”上看，一是古代湖南人才稀少，所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二十四史”中，有籍可考的人物共 5；783 名，属于湖南的只有 57 名，仅占其中 0。98％ ；又如明代科举人物，湖南人中进士 427 名，占全国进士总数的 1。9％，状元1名，在全部 89 名状元中，仅占 1。1％ 。二是湖南人口稀少，特别是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两次改朝换代过程中发生的大战乱，更是导致人丁稀少，田地荒芜，这是历史上湖南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据历史资料及民间传说，元朝蒙古人对汉人的统治很严酷，别的不说，仅准许几家人合用一把菜刀就可见一斑。所以，汉人的反抗非常强烈，湖南地区亦然。后来红巾军在江淮流域起义，其中的陈友谅部队就主要活动在湖北、湖南一带，湖南有不少人参加了。以后陈友谅与朱元璋争天下，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激烈水战。有一次还打得朱元璋落荒而逃，被围困在康郎山，情况非常狼狈。军师刘伯温宽慰朱元璋说，这里有“糠”，那么“猪”就有活路。后来果然在山上挖到了粮食，大批人马转危为安。多年相争的结果以朱元璋的全面胜利而告终，朱元璋坐稳江山后却来报复曾经支持过陈友谅的湖南人。朱元璋曾派军队三剿湖南，其中一支是从新疆调来的军队。“文革”前，北京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据说就是这支军队的后人，他的籍贯是湖南桃源，却是维吾尔族。经过反复围剿，湖南人死的死，跑的跑，结果造成湖南人丁稀少，田地荒芜。据说那时候路上丢了钱袋，过几个时辰走原路回来，钱袋还依旧在那里；许多田地也因多年没人耕种，长起了合抱的大树……
进入近代以后，湖南在中国中部异军突起，令人刮目相看，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省区。我认为主要得益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移民因素。由于湖南开发较晚，从五代开始就有湖北、江西等省的移民陆续迁入湖南，宋元两代已成风气。三剿湖南之后一方土地总不能一直荒芜下去，官方的力量起作用了，明洪武时移民湖南达到高潮，移民主要来自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到清顺治、康熙至乾隆年间也屡颁召民开垦的谕旨，此后到湖南的移民潮逐渐趋于平缓。据统计分析，历史上迁入湖南的移民来自全国16个省市，其中来自江西的占64。5％，以江西人最多。如韶山地区主要的姓氏毛、罗、李、周、彭、庞、刘、苏等，都来自江西，邓中夏、胡耀邦等祖先也皆为江西人，这一切有史为证。我们桃源江家的祖先也是从江西移来，到我父亲这一代，还经常唱山歌：“我们从江西搬过来，传了十八代……”但我们不知道具体来自江西什么县，族谱上只写了来自“江西大叶（音）树土地”，可能是一个旁边有棵大树的土地庙。为什么不准写从江西何县何村来呢？当时是强迫移民，江西人不愿来，怕你们去寻根，不安心呆下去。
当时湖北、江西等省的开发比湖南早，来自于这些地区的移民素质比湖南土著人高，我们老家的房屋与当地土著的风格就不一样，有山墙，讲风水。前些年报道的湖南岳阳山区的张谷英村，也是明代江西一个姓张的风水先生建的，整个村呈八卦图形，很有意思。当地土著人一直发展缓慢，我们老家附近有个姓朱的土著村子，一两百年过去，还是二三十户，一百多人，而我们在桃源的江姓已经发展成三个大村落，有一两千人，大家彼此间时有走动。移民有较开阔的眼界和见识，有适应新环境的一技之长和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因此，大量移民迁入湖南不仅更新了湖南土著的族源和血源，提高了湖南的人口素质，而且促使湖南全省特别是洞庭湖区得到了空前的开发，省会长沙很快成为全国四大米市（另三个是无锡、芜湖、九江）之一，第二大城市湘潭到清雍正时呈现出一派“四方商贾辐辏，数里市镇，堆积货物”的繁荣景象，常德、岳阳、衡阳也成为南来北往的商业重镇。
第二部 爱恨交织的土地曾记否，美少年的湖南（3）
第二，区位与交通因素。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只开放广州为惟一的对外贸易港口，由一个名为十三行的机构主持外贸事务，于是广州成为中国茶叶、丝绸、瓷器出口西方，西方鸦片等商品进入中国的惟一窗口。湖南南连广东，经济贸易来往密切，这一重要的区位优势很快使湖南成为继江西之后第二个中外进出口商品的重要中转地。历史已经证明，交通通讯在一个地区的开发开放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方面近代的湖南受益匪浅。1897年成立鄂湘轮船局，首开小火轮定期航行于湖南的长沙、湘潭、常德、岳阳以及湖北的沙市、汉口等城市之间，沟通了湘江、沅江流域与长江水系的联系，并开通了长沙至汉口的电报业务。1913年，湖南人修建了中国第一条公路——长潭公路，使长沙、湘潭这两个当时湖南最大的城市之间除了有水路交通的便利外，又有了陆路交通的便利。再如，长2；298公里的京广铁路的开通，使湖南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加强，不仅带来了交通枢纽株洲的兴起，而且像串糖葫芦一样，给湖南带来了岳阳、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的繁荣。与此相反，江西则逐渐丧失了这种区位优势。
第三，文化因素。随着湖南的开发，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有了一条更为重要的路线，湖南正好处于这条路线的折冲位置。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观念直接冲击湖南古老的思想文化传统，引起湖南人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乃至生活习惯的巨大转变。从此，有识之士遂大批走出湖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近代史上中西文化的三次大交汇与大融合（洋务运动、戊戍维新和辛亥革命）中，湖南始终走在全国各省市前列，成为当时全国最富有生气的省份，并对中国的全局影响至深至巨。
例如，湖南人魏源及其稍后的郭嵩焘等人首先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进步主张，把人们的目光从封闭狭小的天地引向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又如，湘军统帅曾国藩提出了“师夷智以制炮制船”的建议，全面、完整地表达了洋务派观点的思想，并与左宗棠一起，兴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军工企业，造轮船，制机器，开矿山，建立译书局，兴办新式学校，并选派幼童出国留学。再如，戊戍维新的主将谭嗣同极力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改革中国的各种制度，失败后他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