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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农民们在电视里一看到什么吸引人的新鲜事物，马上会意识到这是人家的生活，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城里所做下的一切都是为别人的，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别人”之下。最近有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匈牙利籍作家，他是一个犹太人，“二战”的时候被德国人关进集中营。他在作品里回忆了那段残酷的生活——在集中营里叫干活就干活，叫举手就举手，人几乎没有什么思想意识。但在心里总还是有想法，只不过不能表达出来。很多年里，中国农民有些类似于这种欲说还休、大痛无言的情况。
江西近些年发生的变局也似乎与农民无关。从实际利益来讲，他们还是有所受惠，比如京九线通车以后，家乡农民感觉到了一些好处，他们到汕头打工更方便了。但从制度层面上讲，农民感觉不到这些变化，他们也不关心这些事情。
第一部 饱满又参差的风景2003年，一堆明丽的篝火（4）
我生活过的城市，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强烈。
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可以感觉到很多资金在流动，北京已经富得马路不够停车了，但这些钱就是流不到农村去，而农村是最需要钱的地方，时下常常连多盖一间教室的钱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在万家湾村，通过考学走出乡村，改变自己命运的大概是30来个人。其中大部分留在县城、乡村学校教书，端上了公家的饭碗。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有10人左右，有的在杭州、南昌、九江工作，走到北京的就是我一个。子女能够摆脱农民的身份，到城市生活，这对于农民的家庭来讲无疑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那年我到汕头看村里打工的兄弟姐妹，他们用羡慕的口气对我说，你现在是城里人，各方面条件都很好，而我们还活得猪狗样。我说我们都是打工的，只不过我在北京打工，打工的环境比你们好一些，你们在南方打工，条件差一些。从命运来讲，我们都是打工的命。虽然我在嘴上表达很真诚，但我心里清楚，只要进入了体制，便会拥有体制给的资源，我一旦得了什么病，至少还有医疗保障。而他们远没有可能享受这些资源，他们还处在窘困之中，若遇上什么灾祸，更陷入于磨难，很可能要自生自灭……
我和他们交谈这些问题的时候，确实有一种背叛的感觉，觉得自己没能帮上他们什么。他们越是羡慕我的生活，我越是感觉无地自容。
我生活过的城市，是中国两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和北京，但强大的城市一直未能改造我，我身上的农民烙印仍然非常强烈。
来北京这么些年，我到过两次故宫、颐和园，但我没有一点游客的享受感，也没有一点美学的鉴赏感，在一种农民心理的激愤下，感到的惟有一种罪恶。在昆明湖的边上，我抚摸着汉白玉护栏，心里就想这块栏杆洒下过多少农民的汗水与血泪，或者，这是倒下了多少农民的血肉之躯才从大老远的地方运来，堆砌在这湖光山色里供皇公贵族们享乐的。在故宫，我也是怀着一种极大的厌恶看那一件件宝物，其中一块重达几吨的大玉石对我刺激最大，它从陕西运了多少年才运到北京，然后又运到浙江去雕刻加工，完了之后又运回北京。姑且不说在运输的途中，必有很多农民为之跌扑或者碰伤，仅为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农民要交多少苛捐杂税？服上多少暗无天日的徭役？在我心目中，让今人赏心悦目的很多历史文化遗产，大到万里长城、兵马俑，小到昆明湖边的一块白玉栏杆，其实都是农民的白骨换了一种说法。
我与城市生活一直格格不入，与城里人交往比较少，所谓白领阶层的生活与我无关。我在城里的小区住的时候，每次看到老太太、年轻女性牵着一条小狗遛弯，我就想她们与其和一条小狗交流，还不如与人交流，收养一个农村的孤儿不比养一条狗更有感情、更有意义？时下这个社会为什么如此难以进行人性的沟通交流？那些有钱人如果能把自己富余的财力、精力转移到社会公益事业上来，不是对社会更有益处，而他们的幸福生活也更太平吗？
我心里装着村里那么多孤儿，惦记着他们的命运，你说我看见城里人养狗，心里会是什么感受？我在城里参加各种名目的聚会、宴会，往往一桌饭吃掉几千块钱，临别时脸上当然得堆满笑容对人家表示感谢，心里却一阵阵刺痛，这几千块钱拿给农民，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多少生活困难？我会在心里盘算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忘记了这顿饭，这盘算才结束。
如果我用农民的眼光来看待城市里各种时尚休闲或者小资生活，那我肯定是反感的。但是我又经常告诫自己，不能用这种眼光来要求别人。农民被体制甩得这么远，沦落到今天这一步，这是由某种历史原因造成的，在中国，对历史的梳理与清算，总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还要有漫长的时间。而且，在当今再不讲“阶级斗争”、也不提“阶级感情”，只讲市场经济，以及“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社会氛围下，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像农民一样过日子。
但不管怎样去“消化”，我总有两个问号“消化”不了——
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政权，是从赣南一片广袤的乡村开始出发的，为其终于坐拥江山而前仆后继喋血沙场的，大抵也是千千万万的农民，但建国之后，为什么很快便采取一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治国方略？
而现在，我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可以感觉到很多资金在流动，北京已经富得马路不够停车了，但这些钱就是流不到农村去，而农村是最需要钱的地方，时下常常连多盖一间教室的钱都没有，这是为什么？
我在情感上、理念上很强烈地关注农民，思维与农民还是一体的。但走出农村这么多年，却从来没有为农村写过一本书，笔下亦没有为农民说过几句话。虽然早年农村生活的经历对于我的创作有着很大影响，但我还没有面对农民这一特殊的群体来进行创作。
刚到北京时，我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见过一次面，他看我是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便说他身边有许多农民出身的学者，他喜欢和这些淳朴的人打交道。但他也发现一个问题，尽管这些人都很朴实、很勤学、很善良，对农村生活也有很深的体验，他们在学术上所做的题目、发展的方向，却几乎没有一个人与农村有关，与研究“三农”问题有关。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现在研究农村问题的，都是具有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的城里人，像上海的曹锦清先生写了《黄河边上的中国》。所以我对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学者，不管他们研究哪方面的具体问题，我都对他们肃然起敬，毕竟他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农民。
当时，我没能回答出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正式回答钱先生。后来，我慢慢地找到了原因。第一个是表层的原因，一个人进入体制以后，要按照这个体制的游戏规则来运转，才能维持自己的生计。上级安排你做什么课题，你必须按照要求去做，才能得到经费，这样才可以谋生。而以前“三农”问题一直不在国家的关注之中，也不鼓励人们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从农村出来的学者只能通过做体制所鼓励的课题，才能求得生存资源和学术地位。如果自己单枪匹马地搞“三农”问题研究，不仅没有条件，而且也不能糊口谋生。
第二个原因则是深层次的。从农村出来的人，早年农村生活给他造成的痛苦越大，他越是在心底里留下深深的印记。一个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总是不想去面对，或者说一个人没有力气去卸下自己内心最放不下的部分。我们这些从农村考学出来的人，坐在一起一般不会聊乡间的事情，因为一聊到农村，除了沮丧便是伤痛，我们几介书生面对农村的现状又能怎么样呢？只好把这部分内容封存起来。我不敢看《黄河边上的中国》这类书，越看心里越觉得撕裂，就像我不敢看周国平先生写的《妞妞》一样，那种痛苦不是一个父亲所能够承受的。其实，我们在城市至今仍处在艰辛的奋斗中，尚没有足够的力气与勇气来翻开这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