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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
鲁迅的自己多读中国书,而要青年人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大约也是如此吧。如果我们完全从字面意义理解鲁迅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就误读了鲁迅。正是犯了古人所谓“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毛病。看懂鲁迅“少读中国书主义”后面的潜意识正是我们“知人心”的目的。又如,人们常说鲁迅偏激,却不知道鲁迅常常实行中庸之道,嘴上却大反中庸之道。这都是人们看不透的。伟大也没有人懂。鲁迅也很了解这一点,所以他多次说过这类话: “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写在〈坟〉后面》)“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 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致许广平,《两地书》)“可悲的是我们不能互相忘却。而我,却愈加恣意的骗起人来了。如果这骗人的学问不毕业,或者不中止,恐怕是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然而,到底也还是写了骗人的文章。”(《我要骗人》)人们对鲁迅这些伟大的自白都是视而不见,不敢懂,你懂就是你错。
第一部分鲁迅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1)
按照鲁迅欣赏的尼采之私淑弟子萨特的外国书观点: 人注定是自由的。人可以发现自己的存在,然后决定把自己造就成什么。那么,包办婚姻是否有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呢?也许有人会认为,既然是包办婚姻,怎么能有自由呢?其实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包办婚姻是主动的,如清人沈复的包办婚姻就是自己的选择,他记录婚姻生活的《浮生六记》很受一些士人的赞赏。不知道鲁迅是否欣赏?被迫的包办婚姻有没有自由选择?此处只说鲁迅,是否有选择呢?答案是肯定的。毕竟外国书萨特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在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中,鲁迅的婚姻生活最不可思议,也最为不幸,不可避免要反映到鲁迅的作品中。由鲁迅的包办婚姻这一条进路,考察鲁迅因反对包办婚姻的实践而形成了鲁迅的革命思想,可能是最接近实际情况的。先看事实:
早在鲁迅于南京求学时期,他的包办婚姻就在酝酿当中了,鲁迅到日本求学时就定了下来。鲁迅的发妻名叫朱安,长鲁迅两岁,与鲁迅家住得不太远。鲁迅有一位本家叔祖母玉田夫人,住在鲁迅家隔壁,她回娘家时,偶然也把内侄孙女朱安带到周家来。鲁迅的母亲鲁瑞见到这位“安姑娘”,性情温柔,彬彬有礼,就打定主意把她娶来作自己的大儿媳妇,当时并没有征询鲁迅的意见,就请了玉田夫人的长媳谦少奶奶为媒,把这件亲事说定了。鲁迅知道了以后,对这门婚姻表示不满,要求母亲退婚。但鲁瑞认为,这门婚事是自己主动向朱家求亲的,要是返聘毁约,一是无法向朱家启口,二是于周、朱两家的声誉也有损,三是对不起“安姑娘”,退了约,朱安另嫁人会有困难,所以还是坚持了这门婚事。当时鲁迅考虑到父亲去世不久,母亲在精神上很郁闷,身边需要有个人陪伴,而自己也许活不久,当时他有肺病,还打算为革命牺牲生命,也就默认了。这话是后来对许广平说的见单演义《鲁迅诗〈自题小像〉探索》,原载《进修参考资料》,黑龙江爱晖县教师进修学校编,1977年第1期。可能是由于时过境迁,“记不真切了”(《野草?雪》)。加拿大人李天明认为: “据日本学者增田涉回忆,鲁迅曾对他说起被革命党派遣去从事暗杀的事,由于他的犹豫而改派了他人。可见鲁迅并非真的要履行一种必死的革命行为。鲁迅的话也许是为了对当时的恋人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而已。”总之,鲁迅是勉强认了这桩婚事,也算是尽孝了。论相貌和身材,朱安确是不太令人悦目的,据周作人说,朱安很瘦小,有些发育不全的样子。鲁迅到日本留学之前提出两个革命要求: 一是要朱安放足,二是进学堂识字。可是后来这两项都没能实行,朱安的足已经不能放大,上学校读书又嫌太晚。鲁迅在日本时,叔父周冠五曾受母亲鲁瑞之托写信过去再次规劝他不可以退婚,鲁迅痛苦的接受了母亲送给他的这一件“礼物”。这里也有鲁迅自由选择吗?那么,鲁迅选择了什么呢?
当时鲁迅曾有一首《自题小像》诗寄赠他的好友许寿裳,诗写在自己断发照片的后面:
灵台无力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诗大意如下: 第一句是说,自己无力逃脱包办婚姻,灵台: 指心;神矢: 本意为爱神之箭,这里则是指包办婚姻之箭了。第二句是说,由于母亲积极操纵着这场包办婚姻,使家乡在鲁迅的心中失去了美好的景象,家乡(故园)如笼罩在阴暗的风雨之中。第三句是说,鲁迅把自己的意见向母亲反映,母亲如寒星般冷漠而无知,根本不理解自己。“荃”,是香草名。《离骚》: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王逸注: “荃,香草,以喻君也。”此处借喻母亲。第四句是说,自己要为反抗包办婚姻和反抗满清统治而牺牲。断发,就是革命,而革命就可能牺牲,甚至是非牺牲不可。这也并非鲁迅一人是如此,革命时期许多热血青年的革命动力都是来源于反抗包办婚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鲁迅革命思想的渊源,明显有性压抑的升华。问题是,这个升华是强迫性的,依然难于摆脱痛苦和寂寞。
鲁迅在东京时期,加入光复会,与副会长陶成章颇有交往,做了一些不很危险的革命工作,曾接受派遣回国暗杀满清某大员,这就很危险了。临行,鲁迅问,如果我死了,老母亲谁来赡养呢?这种修辞技巧是典型的鲁迅式的表达方式。革命领导人也只好放弃这一计划。这之前,徐锡麟因刺杀安徽巡抚恩铭,被恩铭的亲兵剖腹挖心,鲁迅在东京的集会上发表讲演时慷慨激昂,竟遭某人奚落,鲁迅愤怒至极。革命领导人对他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精神一定很欣赏,否则这种充满危险刺激的任务就不会落到他头上。鲁迅既然已经下定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为什么又犹豫了呢?鲁迅爱母亲,是对她的孝使鲁迅犹豫了吗?鲁迅不是还有两个弟弟吗?她将来的生活完全可以由他们来照顾。鲁迅问孝于“风萧萧兮易水寒”之际,使忠义与孝亲的的观念发生了冲突。不过,这如前文所说,有东必有西。中国人因观念有对立,而奉行中庸之道,虽然提倡为了“忠”可以牺牲“孝”,但是对于临阵畏缩的孝子也是宽容和理解的。如春秋时期的管仲,临阵反逃,他的好友鲍叔牙对他很尊重,认为他这是为了孝,为之辩护。在忠孝不能两全的问题上,古人也就有了这种中庸的观念。管仲做为贤相还很受孔子赞扬,虽然孔子也曾批评他不仁。毕竟管仲是独子,而鲁迅不是,所以有辩解的必要。鲁迅后来对中国的忠孝文化特别痛恨,从而也反对英勇牺牲,而强调“韧”的战斗。其革命思想的根源之一,盖发源于此。保持思想的一致性,是革命思想家的责任,因此对这件事给出具有逻辑性的解释,也是他的一个责任。许多年以后,他还在尽这个责任。他曾对许广平说: “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做革命者”。又说: “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这其实还是革命以前的种种刺激的结果。”(景宋: 《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血气方刚的许广平初与鲁迅通信时曾主张暗杀,说: “攻打现实‘病根的工作’,欲‘最快,’‘有效’而不‘很迟’的唯一捷径,自然还是吾师所说的‘火与剑’。……仗三尺剑,予以一击,然后仰天长啸,伏剑而死,则以三数人之牺牲,即足以寒贼胆而使不敢妄动。”《两地书》,1925年4月10日致鲁迅。。显然,许广平的“我以我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