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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军的粮草充足，但他们有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糟糕名声，出了四川、见谁输谁，所以胆气不那么足。而“青马”却是豪情万丈，不仅乐意当先锋，还放出话说：“马子香要当民国的福康安”。
乾隆年间，福康安率领清军与廓尔喀（尼泊尔）开仗，从日喀则一直打到加德满都，回到拉萨又把西藏的政教事务整顿了一番，文治武功、声名大震——而今，马将军也想效仿“福大帅”，只不过，他这个“回回福康安”会搞出个什么样的“政教合一”，谁也说不准。
玉树附近驻扎着“青海南警备区”的一个骑兵团。青马的军官们觉得和击溃藏军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西康能够保证粮草，打进拉萨，一个师就够了！”
青马的人倒也不是乱吹，他们和西藏打过仗，对藏军很了解。
西藏的最高军事机关叫“马基康”，司令叫“马基”，有一僧一俗两个人；藏军的最高军事单位是“代本”，相当于团，“代本”下面是“如本”，然后是“甲本”、“定本”和“久本”。一个“久本”管五六个兵。
“代本”的编制为五百人。经过多年扩充，藏军的规模已经从六个“代本”扩大为十三个“代本”，再加上附属人员，总兵力将近一万人——这就很不容易了。想想就知道，一百万人口的地方，一多半男人当了喇嘛，还能剩几个当兵的？
西藏的游牧民不能当兵，因为他们居无定所，逃跑了也找不到。兵源来自庄园农家，按“一头牛耕五天的地”的面积出一个兵，因此，士兵都是农奴。
兵士的服装（英式）、军粮（每个月四十斤青稞）、军饷（每年四两五钱藏银）由庄园主提供，士兵的弹药也由所属领地的主人负责。军队只发一杆枪。这样一来，政府省事了，主人却很头疼：如果当兵的枪法不行，多打几枪、他就有破产的危险。
炮弹是政府的、可以放心折腾，子弹是私人的、机关枪就不敢随便玩。所以藏军有二十九门炮，只有四挺机枪。
藏军的枪支有三个来源：最老的一批俄国货，是清朝末年向沙皇订购的；还有千把支“四川造”，是藏军缴获刘文辉的武器；最多的要属“英国造”，这五千支英国枪分为两类，三千支是现款采购，所以是新枪；两千支是赊帐，所以是尼泊尔兵淘汰的旧枪——英国老板做买卖，一分钱一分货。
拉萨也有兵工厂，引进机器设备花了两万英镑。每月能生产三千颗子弹、十五条枪，产品质量和“四川造”有一拼，成本却比英国货还要高，象征意义远超过实际作用。
藏军的一个军事单位来自同一个地方，军官都是庄园地主，带来一百人、可以当“甲本”，只带五个人、只好做“久本”。也就是说，士兵是军官的财产、也是他当官的资本。比如“定本”的手下起码要有二十个兵，若是枪毙几个、再开除几个，他就只能当“久本”了，所以地主军官通常不愿意处罚自己的农奴士兵。
这么一来，藏军的纪律就不太妙。哨兵站岗，把枪挂在栅栏上就去闲逛，过俩钟头回来，枪都不见了。军官也只能揍他一顿，赔几个钱了事——藏军纪律中有一条：士兵失弃武器，由其主人赔偿——这可能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军规。
还有一条绝的——士兵见了长官不立正，而是叉开双腿、两手摊开、弯腰鞠躬、伸出舌头、发出“吐噜吐噜”的声音，这种军礼恐怕也是天下独步。
不过，藏军也自己的优势。
他们的军官都在江孜接受过专门训练，部分人还毕业于英国、印度或尼泊尔的军校，军事口令使用英语，整体素养不差。虽然士兵的战术水平较低，但能吃苦耐劳、行动敏捷，特别擅长登山越野，部队的运动能力很强。
另外，藏军有宗教的信仰、有服从上级的精神习惯，执行任务比较勇敢。这一点只有青马骑兵可以匹敌，川军就远远不如。
西藏周边的气氛十分紧张。
刘文辉和马步芳相继向中央报告：“藏军正在藏东前线调动兵力，意图进犯西康、青南”——他们开始在为下一步的出兵制造舆论。
青海，马禄旅进驻结古镇。据说，青马将有两个骑兵旅另一个骑兵团集结玉树，战事一触即发。
仪仗队也着手制定应变方案。赵守钰专使指出，西藏方面有“消极抗拒”、“积极抗拒”、“迎班禅、拒汉人”三种可能，要求曾铁衷大队长根据这三种情况拟订行动计划……
37年8月，迫于青、康方面的军事压力，拉萨的噶伦突然改变态度，宣布：“欢迎班禅返藏，同意仪仗队进藏，其他未决事宜，待大师抵藏后再做协商”。
这让大家有点发懵。余展鹏和蔡智明嘀咕说：“抵藏后再做协商？万一协商不成，把我们关起来打怎么办？这事挺玄的”
班禅大师那边也不做乐观的响应、没有立刻动身的准备。看样子，他也有点犯怵。
一时间，何去何从，祸福难测，行辕和行署都做了难。
1937年8月19日，行辕、行署和仪仗队接到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的电令：“本院会议决定：抗战期间，班禅应暂缓返藏，先暂住政府指定地点……”
于是乎，“护国宣化广慧大师”、“西陲宣化使”、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返藏之行，就此取消了。
然而，对蔡智明而言，最让他震惊的不是班禅行程的中止，而是行政院电文中的“抗战”两个字——作为宪兵的他知道，中央政府以前是不允许使用这个“过激”的词句的，而今它却登上了政府的公文，这说明，正式开战了……
抗战期间，西南后方的任何不安定因素都有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隐患，并且，国民政府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因为西藏问题与英国方面产生矛盾。于是，经过权衡，37年8月19日，蒋介石委员长下达手谕：“此时中英关系必须顾虑，仪仗队入藏恐启纠纷。班禅大师入藏须得藏方有确切回音，一切妥实之后方可决定……”。
同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电令中止“九世班禅返藏”的计划，以此断绝了青海、西康军队“护送进藏”的可能性。
接到命令，马步芳和刘文辉立刻偃旗息鼓、停止了在藏区边界的军事准备，可这时，仪仗队却陷入了无所适从的难堪境地。
从行政院的电文中，蔡智明看到了“抗战”两个字。在以前，这个词是共产党和“激进分子”才使用的字眼，政府通常是把中日之间的冲突称为“摩擦”或者“纠纷”的，现在既已上升到“抗战”，说明情况发生了质变，国家已经进入了全面战争的阶段。
官兵们涌到行署询问究竟，这才知道——北平失陷了、天津失陷了、上海正陷入激战，蒋委员长已经宣布：“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大江南北、中原大地已燃起了抗日的烽火。
再询问战事的详情，赵守钰专使就不肯细说了；又问仪仗队今后的打算，回答也是语焉不详。这不免让大家的心里忐忑不安——原定十个月的“班禅大师返藏行程”拖了整整两年，最后不了了之，而今，内地战火蔓延、国家和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之中，一群血气方刚的士兵怎么可能安心地滞留在这信息闭塞的偏远小镇里呢。
仪仗队里有许多官兵是北方人，这下子都急了，成天四处打探“小道消息”，纷纷盘算着回家参战。
过了几天，又有传言说：国军在平津作战中“折了两员上将”。蔡智明和一帮同事排列了十几位高级将领的名字，猜来猜去、居然猜到了“一级上将”何应钦的头上（其实应该是佟麟阁和赵登禹中将，他俩于8月初被追授为“二级上将”）， 何应钦是贵州人，何家与蔡家还算得上是世交，得知“世伯遇难”，蔡智明也有些坐不住了。
8月28日，驻扎玉树的“青海南部警备旅”编入“骑兵暂一师”，奉命紧急增援河北前线。青马骑兵开拔之日，仪仗队的大队部收到了许多“请调报告”、甚至还有一些官兵直接去找青马的旅长马禄，要求“入伙”上前线。
曾铁衷大队长立刻召开大会，宣布“未获上峰指令之前，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曾队长表示：对于大家的“离队参战”申请，他无权批准；仪仗队是否解散、何时解散，行署也没有权力决定，一切要等班禅大师的意见。
于是乎，大家只好等待九世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