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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一点朱，民间千滴血”。清人的许多著述都告诫州县官派衙役差拘时要十分慎重。黄六鸿说，凡是民风刁滑的地方，只要有词状，就有人包揽，一旦官府派衙役出去拘拿，得到签票的肯定是知县的心腹。这些衙役就会和当地的保正、里长、地棍等相互串通，将原被告隔离开来，两处做鬼，让原被告都不放松，最后倾家荡产。他形容百姓是徒手空拳与结队的猛虎相搏斗，结果只能在穷檐破屋里忍气吞血而已。所以他叮嘱州县官出票要慎重，比差要明确时间，按期回销，违限要追究。而且必须一案一票，一次一销，不要中途改票。如果不是重案，原告逃逸，应立即注销牌票，切不可让牌票久留原差之手。他还提出平常户婚田土类民事案件，发房签差，要轮流派出，办法是三班每班各置一个签筒，把每个衙役的名字写在签上，放在筒里，应过差的就将他的名签倒过来，写有衙役名字的签牌发完后再从头开始，如果有长差、告假的要把他们的名签拿出去，以免其他人代他应差；点卯不到的人就轮入下次。对那些命盗重案，派差尤其要慎之又慎，要在三班中平时观察，将老成小心之人的名字记在衙门墙上，遇有此种差事就派他们去（《福惠全书》卷十一）。
汪辉祖说得更具体，他说衙役下乡，势如猛虎，“余曾目击而心伤之”。为此，他做幕友时经常嘱咐主官不要轻易签派衙役出官差。后来他做了县令，“于此尤慎”。据他讲，差役有原役、号役、改役、加役、拿役等种种名目，而最为民害的是频繁更换差役，他们如虎狼一样，饱者既去，饿者又来。他主张案件既已立案，就应该审理，一票已定，期限不到，就应该责问原差，没有必要再添派差役。
到了嘉庆时期，各省有年例差使、催提钱粮，以及查验马匹、监狱等事，上自督抚藩臬下至道府，全部派差前往，有同一件事而派出许多人的。还有的在省城设立差局，凡遇到委派差事，全由差局里的人员依次差遣，目的是为其创造捞取好处的机会。
衙役在百姓那里可以作威作福，但他们毕竟是“执贱役之人”，在官的眼中，他们是下贱一流。有位知县曾经说：衙役也有家室之累，他们以几乎不能养活自己的微薄收入而在官衙面前奔走驱使，饱受鞭扑下贱之辱，而又甘之如饴，为什么？“皆以利来”“固明明以弊为活矣”！这句话，可谓入木三分。说白了，衙役离开了作弊，他们就无法生存。那么，我们在此追问一下：造成“以弊为活”的原因是什么？说到底，他们也来自民间，甚至来自民间的下层，他们身上所放大的人性的丑恶，是因为他们背后有赖以作弊的衙门。与衙门内的肮脏丑行相比，他们是小小之巫，是冰山一角。
《清代衙门图说》 第二部分捕役来一遍，地皮也抄转
捕役来一遍，地皮也抄转
在所有的衙役中，地位最低贱的莫过于捕役了。捕役的职责大多与缉捕盗贼有关，作为不固定的差事，他们也经常充当押运官银的护卫，有时还被派往巡夜。由于捕役事实上介入司法审判的部分环节，加之拘拿人犯、拘捕盗贼是其专责，因而其危害要远远比其他两班衙役大得多。方大湜在《平平言》中列举了捕役有“八害”，包括豢贼分肥、纵贼殃民、需索事主、妄拿平民、私刑吊拷、嘱贼诬指、私起赃物、侵剥盗赃。
按照州县分派衙役差事的通常做法，属于拘拿人的差事都由“快班”来承担，但这一班的人实在太多，州县官往往将此事交给“头役”或“班首”，由他们具体负责派差。而更多的捕役为先领到差票，早在立案前或者呈词一经批准，即立案之日起，就拿出多少不等的银钱贿赂分派差事的人，出钱多少，当然与案件的“标的”有直接关系。拿到差票后，他们成群结队前去拘人。进入两造（原被告）之家后，首先提出各种名目繁多的要求，如果当事人不能满足，就会另生枝节。如果满足了要求，就手中拿着差票，不再催促，使案件无法进行下去。这时原告要花钱，被告也要花钱，捕役坐收两利。两造好不容易到案后，他们也绝不放过，层层勒索，有投到礼、挂牌礼、铺堂礼、散班礼等名目，往往一个案子还未审结，当事人的家财早已荡然无存。
越到后期，这种暗无天日的状况就越严重，甚至连州县官也加入到“刮地皮”的行列中来。同治初年，直隶延庆州知州汪贵为捞取不义之财，设立黑狱，增补衙役五百余名，和他们勾结在一起索要钱财。他们将原、被告区别开来，再分成上、中、下户，索要的银子自五百两至五十钱不等。
衙役是社会的毒瘤，因此官方文献多称之为“衙蠹”。有人这样评论衙役的危害：“官有蠹役，如书之有蟫，木之有蛙，残食既久，书破木空。书役弊窦孔多，其弊也，皆其蠹也。蠹国蠹民平时不觉，一旦破败，批根动枝，官且难保。”这是非常发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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