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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并拟了个答辩式的发言提纲。
过了两天，我在院子里看大字报，听到有个声音在轻轻地喊我。回头一
看，是我熟悉的一位老红军祝子新和他的小侄女江平。
我很奇怪，怎么会在这里相遇？他们说，我被抓后，大家非常焦急，谁
也不清楚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以到北农大看大字报的名义，来打听
我的消息，没想到竟遇上了。我们不能多谈，彼此心照不宣，他们匆匆回去
了。
又过了十几天，批斗大会没有开，看管我的人也不见了。我索性自己跑
回家。先佛告诉我，我被抓走，不知去向，她急得没办法，就给周总理写了
封信，请聂荣臻元帅转递的。我这才意识到，造反派之所以没有开万人大会
批斗我，并放我回家，是总理又一次保我。
回到家，正好是八一建军节的前一天，我又应邀出席了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50 周年的招待会。建国以来，这种招待会我出席不止一次，而这次能
够出席，其感受自然不同于往常，说明党和军队仍然承认我这个老兵，并没
有把我看成是什么“分子”，这对我是一个莫大的安慰。
“八一”过后，又专门对我开了两次批斗会，内容大部分是1958 年军委
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批判我的结论。只是在我的“罪状”中又增添了一项
新的内容，说我“一贯反对林副统帅”。说解放战争后期，我任四野和中南
军区参谋长时，不尊重林彪的领导，不与林彪合作，因而被撵出四野和中南
军区云云。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然而“空穴来风，良有以也”。当时林彪对干部“全面考察，全面排队，
全面调整”，利用窃踞的高位，培植亲信，排除异己，今天污蔑这个，明天
打倒那个，现在终于整到我头上来了。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
我与林彪多次共事，无论是在井冈山红四军，还在第4 野战军，我自信
为对他的领导没有不尊重，与他合作也是好的，根本谈不到反与不反的问题。
如今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滥用权势；对于旧部和熟人，能拉就拉，
拉不过去就打，手段恶劣，居心叵测。
我在挨批斗时，不能讲这些情况，只好硬着头皮听着。可是对林彪无端
加之于我的污蔑不实之词，心里确实很难平静。想不到这个人竟堕落到如此
地步，倒真引起我对他的愤慨和反感了。
有一次，又有人来找我核对林彪污蔑我的那些不实之词，我一时激愤甩
了几句狠话，说：“在军队里像我这样级别的干部，工作安排是由中央军委
毛主席决定的，不是随便哪个就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他（林彪）
当时还不是副主席，要不要我在四野和中南军区当参谋长，只有中央、军委、
毛主席才能决定”。
此言既出，我就横下心来准备承受更大的打击。幸好我这番话没有扩散
出去，否则可能招致更严重的灾难。
1967 年下半年，社会秩序已经乱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特别是江青提出“文
攻武卫”之后，“内战”在全国范围爆发，而且是真刀真枪、有组织地互相
厮杀，在不少地区酿成了武斗惨案。老帅们和一些老干部，有的被游斗，有
的被迫害致死，而林彪却说什么“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
我当时心情极为愤恨，深感这伙狐假虎威、丧心病狂的奸佞之徒可恶、
可恨，同时又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担忧。那时候，像我们这些人，完全
被剥夺了发言权，欲哭无泪，欲诉无门，除了把愤怒和焦虑深深埋在心底外，
又能做些什么呢！然而我深信“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古语。社会主义社会
既是人民的天下，终究要按照人民的意愿行事。有朝一日“天道好还”，广
大人民群众必将起来清算这帮丑类，向他们讨还公道。
领导上可能考虑到社会混乱状态不能再任其发展，国家机器必须恢复正
常运转，社会生产必须正常进行，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决定向各部委和工交企
业派出军事代表小组“支左”，对各要害部门实行军事管制。
1968 年1 月24 日，军代表小组进驻农垦部，即遵照上
面的统一部署，着手抓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很
快就成立了“大联委”，接着又在这一基础上成立了“军、干、群”、“老、
中、青”三结合的农垦干部革命委员会，组织开展“大批判”和“清理阶级
队伍”等工作。
“清队”开始后，我便被隔离审查，实行“群众专政”。审查内容相当
广泛， 40 多年的政治、历史、思想表现，凡被认为与“三反”、“四反”
（加上“反林彪”）能沾上边的，统统在审查之列。
“四清”运动初期，毛主席提出要对干部进行再教育，反对高高在上、
闹特殊化和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我想起了唐朝诗人白居易的一
首五言古诗《凶宅》，觉得其中有些句子颇能发人深省，意思是说国家的兴
亡不在于宅上的吉凶，而在于官员们的作风行为正与不正，所谓“凶宅”其
实是“人凶非宅凶”。由于记忆不清，便请图书馆的同志帮助查找一下原作。
结果也被推导成“借古非今”、“发泄对党对毛主席的严重不满”和“影射
攻击三面红旗”等等。
当时与我一起关进“牛棚”受审查的，还有其他几位副部长和一些局、
处级干部，共计22 人。我们除接受不同范围的批斗、审问和写交代材料外，
还要按指定的篇目学习毛主席的某些文章和语录，如《敦促杜幸明等投降书》
和“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等等。无非是要被审查者按照专案
组既定的“走资”、“反党”和“叛、特、反”等既定的框框交代问题，提
供材料。
专案组提审时，总是不厌其烦地先交代一通政策，诸如“坦白从宽，抗
拒从严”，“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如不端正态度、顽固到底，
就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等等。对这套说词，起初还曾引起一种逆
反心理，听得久了则神经近乎麻木。表面上针对性很强，实际上是无的放矢。
因为我们虽被隔离审查，但毕竟不是淮海战场上的杜聿明，更不是非打不倒
的“反动东西”。这种对批评对象用“乱点鸯鸳”和形式逻辑推理办案的一
套搞法，完全违背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对于这种学习我毫无兴趣，倒是觉得趁机认真地通读一下《毛选》更好，
同我关押在一个房间的，是基建局一位叫陈琳的处长。他青年时代曾在当时
的国立中央大学读书，因为向往陕甘宁边区而北来参加共产党。此时则为历
史问题被当作“特务”给“专政”的。以前我对他不很熟悉，只知道他曾在
牡丹江垦区当过规划设计院院长。现在由战友成为难友，朝夕相处，学习之
余在一起谈谈哲学，交流一下学习心得，倒能抒发一点胸中的郁闷，排遣一
下枯寂的时光。
10 月中旬，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我作为“八大”的中央委员，
当然希望能够出席会议。然而我和陈漫远（中央候补委员，农垦部代部长）
却都未能获准参加，因为我们是“群众专政对象”。在被隔离审查期间，当
然被剥夺了出席中央全会的资格和权利。
当时思想上确实有些想法：中央并没有立案审查我们，为什么不让我们
出席？为此，有时就想起刘少奇的遭遇和处境，我们过去就听说刘是创党时
期入党，并与李立三等参加安源工人运动。以后在白区工作，颇有建树。但
文化大革命却被炮打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主角。那么，我们这些人又何足道哉！
当然，这种想法，也是在自己处于无法解脱的遭遇中的宽慰之词。
听说在这次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残缺不全的全会上，康生、江青等
人又一次大批“二月逆流”，会议还批准了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诬陷刘
少奇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审查报告，并永远开除他的党籍。这种倒行
逆施，都穿上了合法的外衣。历史上类似的冤案何止这一桩？人们在不明真
相之前除了内心存疑之外，又有什么可说的。
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 10 月5 日的《人民日报》介绍了黑龙江省柳
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在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一条最新指示：“广大干部
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
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